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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和佛光山與中國佛教文化的現代振興
如果沒有傳承而只有創新，那只能算是新興宗教；如果只有傳承而沒有創新，任何宗教必將走向沒落而被現代社會所淘汰。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教團以智慧和慈悲，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也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及人類文明的傳承與創新，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臨濟義玄與星雲大師之中國禪宗理念在其當代社會的應用
臨濟義玄（?-866）與佛光山星雲大師（1927-）的年代雖然相隔逾千年，但他們在社會裡，同樣創新地應用禪宗教義幫助發掘人的良善本性，並為當前的生存境況創造超越的價值。二位宗教領袖不僅在迫害中倖存，也將自己的信仰推向了更高的境界。本文研究二位大師將禪宗教義落實在他們所處時代的困境和因緣條件的歷程，尤其著重在回顧義玄、星雲大師如何運用前輩的教誨，改善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並以大家聽得懂的語言，融合現實生活與信仰。
禪是什麼？星雲大師的觀點——以「禪是人間佛教」為中心
此文通過梳理星雲大師對於禪的詮釋，將其表詮部分的內容加以分析，來說明大師關於「禪是什麼」這一主題的觀點，文章分為三個層面：第一，盡量全面地描述大師對於「禪是什麼」的觀點，呈現出這一解答的無限性；第二，突出其禪是人間佛教的根本，是為大師對這一主題的最為重要的觀點之一；第三，從禪是生活這一層面具體化禪是人間佛教的觀點，進一步說明禪是什麼樣的生活――是以平常心為指導的生活，是真實的生活，是導向善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由此三個層面的描述，此文的結論是：星雲大師的禪觀，是創造性的，也是禪教融和、禪淨融和、三教融和的，體現了其佛教觀中面向當下的包容性和面向未來的前瞻性。
星雲大師善巧方便思想研究 ――以《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為中心
梵文Upāyakauśalya 一詞，在漢譯佛典中的意譯有善巧方便、方便善巧、善權方便、權巧方便、權方便、善方便、巧方便、權方便，乃至善巧、善權、巧便、方便等等；音譯則有漚和俱舍羅、漚波耶、漚和等等。在佛學研究中，多統稱為「善巧方便」或「方便善巧」。根據學者程恭讓先生的研究，善巧方便本質上是「佛陀與眾生之間展開有效互動的智慧和能力，以及通過這種互動和引導最終使得眾生達成佛陀的證法菩提」，善巧方便是「將佛陀證法與佛教教法連繫起來的橋梁，是佛陀走向眾生的依據，也是眾生走向佛陀的條件」。在大乘佛法義理體系中，「善巧方便智」與「般若智」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二者之間不一不二、不即不離、平衡開發、辯證彰顯的邏輯關係，構成了整個大乘佛教智慧學最基本的義理模式。
從利他主義的演化看人間佛教與人類的未來
時下對未來學（futurology）的討論，往往集中在科技革命對人類未來的影響，例如生物科技革命有可能衍生出來的「後人類的未來」（posthuman future）。然而，最先引起公眾對未來學廣泛關注的是1972出版的《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該份研究報告由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負責草擬，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觀點是，經濟增長需要消耗天然資源，而天然資源是有限的，因此經濟不可能毫無限制地增長，人類須要思考可持續發展作為出路。羅馬俱樂部成員補充說，雖然很多極限都是真實的，但這些極限可能永遠達不到，因為在達到這些極限之前，還會有很多的阻礙或限制，例如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最後還有那在人性內的限制。
「人間佛教」：多元佛教與佛教的人本主義——以佛耶比較為背景
2015年12月27日上午，星雲大師在佛光山傳燈樓三樓會議室，與前來參加第三屆人間佛教座談會的學者以及其他信眾見面，並發表了題為〈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的演講，我有幸親聆教炙。在這個演講中，星雲大師針對「一些對人間佛教不了解的人」所提出的「對人間佛教的一些疑議」（共8條），以及「還沒有普遍讓人了解」的諸如「傳統與現代、在家與出家、山林與社會、原始與近代、修持與行事等這許多問題」，發表了自己20條主張予以回應和解釋，我們不妨稱之為「星雲二十條」。
人間佛教的孝道觀——以《阿含經》為主
早期佛教學者如陳觀勝（Kenneth Ch’en）和道端良秀等認為，孝道是中國佛教的特色。後來史太朗（John Strong）利用「通俗的佛教故事」證明，孝道在印度佛教也很重要，但他聲稱這是「佛教在通俗層面向婆羅門教孝道倫理的妥協」。另一方面，邵朋（Gregory Schopen）主要以印度佛教的碑文和銘文為資料進行研究，也證明孝道在印度佛教很重要，但指出，孝道的教導與實踐在早期佛教的經典文獻中找不到證明。本文中，我們從早期佛教的經典文獻──主要是巴利文的五部尼迦耶和中譯的四阿含經中，找出許多與孝道有關的段落和經文，由此證明孝道是早期佛教倫理教導的重要部分。
慧思忍辱思想之探究 ──以《大智度論》與《法華經安樂行義》 之比較為主
南嶽慧思禪師以禪法著稱於當世，但在其思想的代表――《法華經安樂行義》中，運用大量「忍辱」的資料來詮釋甚深禪定的安樂行，由此可知，「忍辱」在慧思生命修持的重要性。但相較慧思其他論題的研究，其忍辱思想的研究就顯得寥若晨星，因此，筆者以「慧思忍辱思想之探究――以《大智度論》與《法華經安樂行義》之比較為主」為題，以補足此欠缺的版圖。學界認為慧思的忍辱思想來自《大智度論》的影響，因此，本文除了探討慧思的忍辱思想，同時也涉及了《大智度論》 忍辱思想之探討。本文共分四部分來進行：一、前言；二、《大智度論》與《法華經安樂行義》在忍辱分類之異同；三、《大智度論》與《法華經安樂行義》在忍辱含義之異同；四、結語。依上述之論述，結論出支持慧思走過人生風雨忍辱力的真貌、其忍與不忍之間的分際，和其忍辱思想的特色，進而提供現代行者一個修持忍辱的參考指標。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之研究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程恭讓教授稱之為星雲大師的「四句教」。「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是極為重要的，然而，此「四句教」為星雲大師何時所提出？「四句教」之確切含義如何？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過於重視人間佛教的世俗性，而缺乏神聖性呢？本文試圖通過爬梳相關材料，以文獻學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對「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進行具體而詳細的考察；以思想分析的方法，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四句教」作為大師詮釋佛教的原則與方向；大師對「四句教」有明確的使用特色；大師在「四句教」中也回應了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說明如何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第二章 ——佛教的起源和傳播
佛教的歷史可追溯至其創始人釋迦牟尼佛，他是一位穿梭於恆河流域的苦行僧，透過教化，吸引了 大批追隨者。其所屬時期，同時也是恆河流域歷史上，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此處有一大片「雨林」覆蓋，其中一隅的三角洲，有世界上最大的紅樹林。恆河及其支流的沿岸，是印度次大陸「第二次城市化」的聚落代表區，根據考古遺蹟顯示，印度地區的「第一次城市化」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發生於印度河沿岸；「第二次城市化」則於公元前六世紀達到鼎盛期，城鎮遍布恆河盆地。人口中心區域之間的活躍貿易，奠定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