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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人間佛教與多元現代性——以星雲模式為中心的探討
現代化的進程,並不是現代性逐漸膨脹,從而取代傳統性的過程,相反,現代化的進程,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性互動的過程,這一互動,一方面要求傳統文化本身的現代化轉型,使傳統文化本身能夠適應現代化社會發展的契機,適應現代人的身心需求,而不是進入博物館;另一方面需要傳統文化中的精神性與宗教性的成分引導、規範甚至限制現代性的衝力,使人類自身保持其高、廣、深的整全生命形態,使人類社會更加合理化、更廣大的人民的利益有所保障,使人類可以與自然環境和諧持續發展。正是在不同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對話與互構中,多元現代性的意義才能夠彰顯出來。
人間佛教的神聖性與社會性——以星雲大師的佛教思想為中心
佛教中國化之後,吸收了中國文明的「人間性」,以其對無常的觀照,對因緣的諦解,再佐以儒道兩家之所長,遂形成深具中國特色的「人間佛教」。唐代以後,「人間佛教」與中國文明毫無間然,於是滲入到文化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是神聖或是世俗、廟堂或是民間、文人或是市井,處處都可看到「人間佛教」無遠弗屆的廣袤影響。
《大般若經》中的菩薩思想
我們談到般若經典時,常常會做深入的鑽研。首先,我一直都對一件事很感興趣。佛陀在成道之前,曾經拜其他人為師,但鮮少有人想過,他的老師們都教了他什麼?例如,阿羅邏迦藍摩教導他一種能體驗和意識到無限空間的禪定。佛陀學會了這種禪定功夫之後,感覺很有趣,但也知道這並不究竟,因為他還是無法脫離輪迴之苦。於是他便向外找尋其他的名師。鬱陀羅伽教導他進入更深層的意識,達到一種非想也非非想的層次,這一種很深的意識層次,但仍然不夠究竟。原因是什麼呢?到底還缺乏什麼?為什麼佛陀轉向另外一種道的追求?這個道又是什麼呢?他所追尋的這種最終極究竟的道,跟這些老師們所教導他的,又有什麼不同?
佛教與中國音樂
假如從音樂社會學而不是從音樂形態學的角度去觀察中國傳統音樂,假如把音樂視為一種思惟方式、一種文化現象,而不僅僅看成是一門技術或某種形式,那麼把中國傳統音樂分成四大類:民間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文人音樂,便是一種合適的分類方法。因此,忽略了對中國宗教音樂的考察與研究,便無法得出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總體認識。
《禪苑清規》中禪、淨與律學思想的互動
《禪苑清規》又稱《崇寧清規》,由北宋禪師長蘆宗賾集成,創於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因為今存的《禪門規式》尚不能稱為一部完整的清規,所以《禪苑清規》可說就是最古的清規了。如此,《禪苑清規》的價值也就不言而喻,它是我們研究禪宗清規的一個門徑,後世所造之清規無不與它有莫大關係。
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
北魏首都在洛陽期間(495-534),佛誕節的慶典,即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隆重程度。對統治者及漢人而言,雖然佛教不是本土文化,但是農曆四月八日的佛誕節慶典已經很流行,舉城參與。本文針對此公開慶典中使用車輦載佛像遊行的特殊現象,將其傳統回溯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及其文獻,試圖探討這一現象的成功因素。尤其是因為這些因素關係到宗教慶典的功能性角色,以及教義是如何讓宗教受歡迎並持續發展的問題。以佛誕節作為相關的案例研究,是因為1,500多年後,在柬埔寨、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尼泊爾、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台灣、泰國、越南等地,佛誕節依然被訂為國定假日來慶祝。
中國佛教文化的獨特性——兼論中國佛教的契理與契機
習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曾指出:「中華文明經歷了5 千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幟,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鑑而形成的文明。」
我心目中的星雲大師
佛教的中國化與人間佛教的思想特質
今天我們在這裡紀念趙樸老誕辰110週年,緬懷這位德高望重的愛國宗教領袖生前為現當代中國佛教的發展所做出的重大貢獻,深入研討趙樸老所提出的包括「佛教是文化」在內的一系列重要的佛教理念與思想,這對於我們繼承樸老的遺志,把現當代興起的人間佛教進一步沿著健康的道路向前推進,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