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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佛教中的《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在明代受到重視，與明代華嚴宗的某種程度的復興有一定關聯。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弘方所著《賢首宗乘》的記載，明朝末年至清初，最活躍的華嚴宗派別是雪浪洪恩一系的活動。雪浪洪恩（1545-1608），同憨山德清一樣，在南京的大報恩寺講授華嚴教理和唯識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當時的文化界領袖錢謙益在提到當時雪浪系的盛況時云「賢首宗派，得法弟子數百人，依法傳教者數千人。無論南北，不復有宗派如此者」。明末華嚴宗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按照《賢首宗乘》的說法，雪浪洪恩門下有巢松慧浸（1566-1621）、一雨通潤（1565-1624）、高原明昱等，之後則是蒼雪讀徹（1586-1656）、汰如明河（1588-1640）等。雖然《賢首宗乘》的記載，具有明顯的宗派意識，不能當成信史來看，但它至少反映了雪浪一系在明末清初的佛教界確實流傳較廣的事實。
從「善巧」到「靈巧」——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靈巧人」形象
為徹底落實人間佛教即世而修之理念，在大乘佛教菩薩行「善巧方便」法門的基礎上，星雲大師創造性地將日常語義世界中的「靈巧」一詞與「靈活」語合重構，賦予「靈巧」以新義，以此給出作為菩薩行者的「靈巧人」形象。「靈巧人」以「善於讚美」、「藉助藝文」以及「巧用時間」等「靈巧」之法，最大程度地協調了人際關係，接引了信眾，開發了生命潛能，從而將人間佛教菩薩行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佛法與眾生法的協和——從佛教中國化論人間佛教及其價值取向
由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就其信仰體系的核心構成而言，實代表了關於宇宙、社會、人生之「存在」與「意義」問題最為透澈的精闢思考與整體領悟。「空」是關於世界現象之「存在」的本質揭示，「緣起」則是關於「存在」的結構性分析。一切「存在」，只要它是以空間―時間的共相維度為其「存在」之基本場域，那麼，這種「存在」就無有例外地是以某種結構性來呈現；而一切結構性的「存在」，便無有例外地必然內含著其自身的被解構性。
淺論慈悲精神與大眾心理需求在觀音信仰中的意義
觀音菩薩，梵文稱「Avalokiteśvara」， 意譯為「觀照世間眾生痛苦中稱念觀音名號的悲苦之聲」，其名號又稱觀世音、觀自在、光世音等，有觀點認為是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而稱觀音，其實不確，在西元185 年支曜所譯的《佛說成具光明定慧經》中已有觀音之說法，而近代所出土的南北朝及隋唐的菩薩造像皆有稱觀音者，故此稱早已有之，非與太宗相關。
社會關係網絡中的人間佛教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劉禹錫〈陋室銘〉揭示山、水為人景仰不在其高低深淺。同樣的，宗教的價值與意義，不會因其信徒人數、建築宏偉而定，而是依其能為人類帶來多少心靈價值、社會和諧而定。
從國際跨宗教聯誼看佛光山的傳承在和平信仰中的角色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星雲大師指出：「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因為，「佛教的僧團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人間佛教是其基本原則。所以，「佛陀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原則，首要條件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中阿含經》）。佛陀留給眾生一個最可貴的僧團制度，主要是因為在僧團裡，凡事都是由多人會議決定，不會獨斷獨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中思魚救拖延友
臨濟義玄與星雲大師之中國禪宗理念在其當代社會的應用
臨濟義玄（?-866）與佛光山星雲大師（1927-）的年代雖然相隔逾千年，但他們在社會裡，同樣創新地應用禪宗教義幫助發掘人的良善本性，並為當前的生存境況創造超越的價值。二位宗教領袖不僅在迫害中倖存，也將自己的信仰推向了更高的境界。本文研究二位大師將禪宗教義落實在他們所處時代的困境和因緣條件的歷程，尤其著重在回顧義玄、星雲大師如何運用前輩的教誨，改善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並以大家聽得懂的語言，融合現實生活與信仰。
佛教中的「魚王」
佛教創自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與海洋文化有不可分的連繫，通過對大海中的魚王敘事，為信眾勾勒出一個體積碩大、力量強大的魚王。從佛教於印度創生開始，到大乘佛教廣泛流行，這些魚王的敘事始終沒有斷過，除了成為慈悲利生的榜樣，更多的目的還在於引人入善，走上正道。中國文化中也有類似魚王的描寫，這是因為二國有同樣背景的海洋文化，故而想像出引人入勝的魚王敘事。在佛教經典與教義理論中，尤其是後期佛教中，魚王的身分發生變化，神祕光環越來越少，其出世性與救世性愈淡，破壞性則愈強，此為人們對魚王認識的變化規律。本文試圖揭載佛教裡的魚王功能及其變化，以饗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