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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星雲禪話》的書寫看禪觀下的兩種真實
禪家公案在逐漸獨立的過程中，脫離了歷史背景，成為一個高度抽象化的「敲門瓦子」。而《星雲禪話》在繼承了古代公案簡單化、程式化書寫傳統的基礎上，重視對公案「具體情境」的描述，再次將公案置於歷史性敘述中。同時，對公案進行了重新組合，並增飾以文，使得書寫「文質彬彬」。《星雲禪話》對公案的重構主要是在構建禪史以及塑造禪者上，並用現代白話翻新了公案語言。禪門燈史、傳記公案歷來受到「偽史」的批判，在歷史與時間的思維習慣下，虛構法系、杜撰史書等問題輒需撥亂反正。然而作為追求終極意義的宗教，「吾道一以貫之」，其超越性未曾變易。禪宗的「真」不在耳聽目見，不在外境事相，亦不在知識學識，而在真如本性。一旦觸及真心，詩文也好，佛禪也罷，隨緣歡喜，妙趣橫生。
天臺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以為天台宗是中國僧侶最早建立的宗派，但嚴格說來，天台宗一詞的提出始自湛然法師，距離智顗禪師已有百年之久了，所以天台宗是否是中國人最早建立的宗派實可再討 論。 在天台宗的燈統中，於唐代有所謂九祖說，這是由智顗至湛然為主；於宋代始出現十七祖說，這是由湛然至四明知禮為一系，此後，燈統說始告確定。然而，燈統說的提出實受禪宗燈統觀念的剌激所致，因為智顗禪師之時並未有建立宗派的觀念，也未指定傳法弟子，智顗之後，教門中衰，習天台者有漸漸流入南方禪門的情形，至荊溪湛然禪師之時，號稱中興天台教門，然此時南北教門並立，禪宗燈統之說甚為流行，湛然門下受此影響，由湛然往上溯，遂有所謂天台九祖之說，但湛然卒後，不久就碰上會昌法難，天台教門勢力為之中挫不振，直至宋代四明知禮之時，始復振天台之學，並與禪宗抗衡，因知禮之故，由知禮往上溯，天台十七祖說始告確立。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可知，天台之學雖創興於智顗禪師之時，但宗派的提出卻是到了荊溪湛然之時，而到了宋代之時，天台宗的地位始告穩定，由此看來，雖然智顗禪師活動時間早於賢首法藏及慈恩窺基，但要以此論證天台宗是中國人最先建立的宗派，實有待商榷。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也可得知，教門之興衰在於有無人才，天台教門若非在中唐有湛然禪師、在北宋初有四明知禮法師，則天台教門恐亦將如三論宗或慈恩宗般曇花一現，或則融入禪宗亦未可知。
《禪苑清規》中禪、淨與律學思想的互動
《禪苑清規》又稱《崇寧清規》，由北宋禪師長蘆宗賾集成，創於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因為今存的《禪門規式》尚不能稱為一部完整的清規，所以《禪苑清規》可說就是最古的清規了。如此，《禪苑清規》的價值也就不言而喻，它是我們研究禪宗清規的一個門徑，後世所造之清規無不與它有莫大關係。
《楞嚴經》與唐宋禪門中的頓與漸
本文就《楞嚴經》對唐宋禪門頓漸思想的影響進行了深入闡析。文章特別對北宗神秀系、南宗荷澤系禪法中的頓漸觀與《楞嚴》的複雜關係，作了詳密的思想史分析，並重新探討了神會頓漸思想與北宗的關聯。文章還對唐末到宋代禪宗思想中的楞嚴學，及其相關頓悟漸修的關係議題進行了全新的闡釋，指出了宋代楞嚴禪在頓漸觀念上與唐代禪的不同取向，並以此去觀察唐宋禪是如何在不同的思想史脈絡下，通過融通《楞嚴》等如來藏思想經典而中國化的。
景德傳燈錄之研究
本文筆者依序介紹景德傳燈錄的宗旨，性質，著者，內容，歷史價值及其在禪宗的意義. 可擇錄出下面幾要點： 一. 「景德傳燈錄」列有52世1701人之祖師名及其法系，語句，實為集大成之一種史傳書籍。 二. 其旨在傳述各祖師之禪機語句，為學人參禪研究之絕佳指針。 三. 「景德傳燈錄」雖以敘述史實方式，將師資相承關係記載下來，但對百丈以前之印度與中國諸祖師之記載，則與史實不符; 因此不可視為史傳。 但因唐末宋初禪門，以為全是史實而予採信，於是以世尊之傳燈相承說為本，而示說當時之參禪學道要諦，因此點，而景德傳燈錄，始有重視之意義。 四. 從「景德傳燈錄」所述內容，可稱上是部「禪宗概說」，是自宋以來，中國，日本之禪的主泉源，故在禪宗發展史上有極大意義。
九山禪門實義——稟答胡適先生遺囑
東京大學柳幹康教授來山講學 從禪宗《燈錄》看禪宗的歷史觀
普燈錄》則記錄雲門、曹洞、臨濟「三宗鼎立」格局，進而建構「三家六宗」法脈框架。 柳教授提到，南宋《五燈會元》首創「五家七宗」框架，雖客觀記錄五宗的繁榮，實則確立「楊岐獨尊」的宗門論述，並推崇大慧宗杲為禪門集大成者。柳教授總結表示，禪宗燈錄編輯者描繪的歷史觀雖不同，卻有其獨特的歷史觀或宗門主張。 在提問交流環節中，柳幹康指出，禪宗「不立文字」實指「不立固定的文字」，禪師為破除修行者的執著而應機說法，方留下大量語錄。強調無論「看話禪」或「默照禪」，皆是助人化除煩惱的方便法門，禪修終極目標是體悟自性、信佛、作佛。 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表示，這場充滿啟發性的學術講座，展現日本學者如「辦案」般的嚴.....
東京大學教授柳幹康講演 佛教飲食文化的變遷
梵網經》與《首楞嚴經》影響，禁制更趨嚴格，《禪苑清規》甚至記載「寧死不食」的嚴謹態度，此傳統亦影響日本。 至於「飲酒」，印度原僅允作為醫療之用；中國律宗祖師道宣則表示，藥酒若漸增其量將轉為「苦毒」，故禪門清規強調「寧死不飲」。反觀日本佛教則逐漸放寬，部分寺院甚至釀造祭祀用神酒，呈現宗教文化的轉變。 在律制變革上，中國禪宗的革新尤具劃時代意義。柳教授說明，百丈懷海禪師為契合中國農耕社會，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勞作主張，使禪宗突破了印度佛教禁止僧侶耕種、烹調及嚴守「過午不食」的傳統。 因應農耕所需的高度體力消耗，禪門將補充體力的晚食視為療病的「藥石」；在清規中，更特別設置「典座」一職專掌大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