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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者是否為其不幸負責—論人間佛教的殘障觀
「殘障者是否為其不幸負責」,這一問題既是對不幸與災難作出解釋的理論問題,也是關係到人們在生活中如何對待殘障現象、避免歧視殘障人士的現實問題。本文從這一問題出發,在第一部分聚焦「殘障」的界定問題,從原始佛教經典中的「殘障」相關論述出發,在忠實於文本觀點的同時進行梳理與建構,說明「殘障」概念的建構性、多元性及其與基礎教義之間的關聯;結合現代殘障模式,探究對於重新理解「殘障」群體的啟示,闡明一種既符合基礎教義又與現代社會發展需求相契合的殘障觀。第二部分則探究「殘障」現象中關涉到的「責任」問題,剖析對殘障者的歧視信念的合理性與錯謬處,闡明「殘障者」與「非殘障者」各自的「責任」,基於非宗教人士也廣泛認可的緣起原則,從佛教護生精神出發,建構基於人間佛教思想的對「殘障」的積極詮釋和行動策略。
星雲大師「文字般若」的哲理性與文學性——以《往事百語》為中心
「人間性」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個基本特徵,而以文字般若弘揚人間佛教是星雲大師「以文弘法」理念與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創作的大量文學作品因而在字裡行透露出大師的宗教人格與人間佛教的宗教性格。其中,將大師一生事蹟以一句話引出的《往事百語》,作為人間性的文字般若,全書濃縮了大師的人生智慧和人間佛教思想,作品在邏輯性、生活化與超越性的敘中具有鮮明的哲理性;在文字表達、書寫策略和情感表現等方面表現突出,文筆優美,感情真摯,具有較高的文學性。本文以此為切入點,從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的角度,運用文學理論、文學術語和文學研究方法來把握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特色,希望能對大師以弘法理念作出全面、貼切、深刻的解讀,力求了解大師的佛法理路、弘傳實踐與宗教情懷,並為自己的人生提供借鑑。
星雲大師釋經策略初探―以《六祖壇經講話》為中心
「解釋經典」是星雲大師「文化弘法」的重要內容之一,《六祖壇經講話》凝聚了星雲大師向大眾闡釋佛經的智慧,頗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大師的釋經策略。星雲大師的《六祖壇經講話》以弘揚教理、給人明白為原則,通過設立主題、貫通古今、強化修辭等方法,對《壇經》這部佛教傳統經典做了現代化闡釋。其釋經策略具有表裡呼應、重視實踐和通俗生動等特徵,打破了佛經在傳統與現代間的隔膜,化難懂為生動,在弘揚人間佛教和傳承傳統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對當代佛經的解釋有重要借鑑意義。
早期中觀學與「人間佛教」思想
由佛光山星雲大師所倡導的當代「人間佛教」運動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深刻的思想意涵需要加以總結、詮釋,進而在佛教形態學意義上加以定位。相對於傳統佛教在「亞洲」地區的「民族化」、「地域化」之特殊化形態取向,當代人間佛教面向的是全球,指向的是「普世宗教」形態,雖然此中仍存有教化策略的選擇問題,但毋庸置疑,其根本之務乃是要基於佛教立場處理「人」之普遍「心性」狀態與「心智」結構。
從《人間福報》「讀報教育」探討佛教的社會教化功能
傳統佛教是以杜絕外緣為修持,以世法為障礙。但以菩薩道為核心的人間佛教卻全然以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惟,以世人眼中的障道因緣為弘法利器與助緣,帶給世人另類的思考與震撼的翻轉教育。尤其更要用這種直接面對現實生活,解決現實人生問題的方法,來完成「人」的淨化與世界的改變。這正是人間佛教的最大特性――人間性的關懷與一切有情的解脫。由於這種積極入世的修證法與求證解脫的傳統修證模式大相逕庭,故早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佛教便已掀開革命的序幕,至今歷經一個世紀的爭辯與審視,可以在台灣的佛光山看到成果與印證。本文就是針對佛光山教團的菩薩道事業《人間福報》作一「功能性」探討與田調,特就目前在台灣唯一由佛教團體創辦的日報,進行弘法功能的分析調查;並以《人間福報》的校園閱讀策略人間佛教「讀報教育」為研究主題,透過《人間福報》「讀報教育」在校園的深耕執行,做成果與弘法關係之探究。從中透析出入世弘法事業,是利樂有情進趣菩薩道之善巧方變與可行方法。
星雲大師「以文弘法」寫作策略研究
星雲大師在「以文弘法」的創作實踐中,主要遵循口語化、說理化、多樣化的寫作原則,主要採用語錄體、小品體、傳記體這三種便於弘法的文學體式進行創作;在寫作手法上,他頻繁使用鋪排、妙用譬喻,幾乎不使用誇張,又善於運用鮮明的對比和短句。寫作原則、寫作體式和寫作手法三者的完美結合,使得大師形成了較為成熟的「以文弘法」寫作策略,對後來的宗教弘法實踐具有借鑑意義。
佛光山海外弘傳的文化適應問題
佛教起源於印度,發揚在中國、日本、泰國、斯里蘭卡等亞洲地區。在歷時逾兩千五百年的發展過程中,佛教必須不斷的適應各種文化、種族及風俗民情。做為全世界最大的佛教團體之一,佛光山陸續於全球五大洲兩百多個地區設立道場,並獲得當地人士的肯定。而創辦人星雲大師是如何成功的使人間佛教全球化、本土化及普及化?本文旨在從文化適應的角度來探討佛光山在星雲大師的領導下,促使人間佛教本土化的現況,以及所使用的策略是否適當?面臨的文化衝突又該如何解決等問題。
星雲大師文學觀研究
星雲大師的文學作品觀以古典主義為價值標準,追求形式與內容的和諧、真善美的統一。大師認為文學是表情達意的工具,該觀念與大師的佛教立場息息相關,同時又有著胡適的影響在內。在創作觀方面,大師將生活作為文學創作的源頭活水,並認為文學作品應包含作家自我的思想與情感,以胡適的相關思想為中介與中國傳統的「感物」說以及「言志」、「緣情」理論相接。在寫作策略上,大師比較不注重靈感,肯定勤奮在創作中的作用,將創作與生活融為一體大師極為重視文字般若,並以其獨特方式超越了做「第一義」之不可說的言義矛盾。與此同時,大師認為文學具有著豐富的生活價值,這一生活價值既根源於文學所具有的工具性質,能夠給予人知識與眼界,同時亦可修身養性、變化氣質。除此之外,文學還可「以教代刑」,是對佛儒二家思想的融合。大師的文學觀念是一個有機的思想系統,這一系統以古典主義為基本精神,以佛教為立足根本,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為價值指歸,以佛學思想、胡適思想與儒家思想為主要理論資源。大師深諳「善巧方便」的不二法門,將各家思想融於一體,形成了與其人間佛教思想相輝映的文學思想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