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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入世參與
近代西方基督新教與市民階級發展的特殊歷史經驗，開展出獨特的政治制度和理論，成為當代主流價值。韋伯宗教社會中關於基督新教與佛教的比較，長期以來影響學界對佛教與俗世政治關係的看法，佛教被認為是消極、遁世的宗教，無法正面面對當代政治發展。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主張「問政不干治」，此一態度開展出積極面對俗世眾人事務的態度。星雲大師從佛陀對現實政治的態度和主張，檢視人間佛教面對公民社會應有的政治態度，建立出入世參與的人間佛教價值立場。
人間佛教的現世關懷
基督新教經由喀爾文的預選說在教義上的改革，轉變為俗世內制欲的宗教，對信徒而言，救贖是上帝的恩寵，但會顯現在現世生活的規律性，以及有系統地克己並累積財富。於是，現世宰制的倫理態度，成就了系統性的現世合理化，讓基督新教成為近代現代化發展的推手。相形之下，佛教在關於救贖的不同層面，表現出來都與基督新教處於對立的立場。相較於基督新教是以神為中心、倫理的、現世的、制欲主義、特殊主義的，佛教則是宇宙中心、巫術的、出世的、神祕主義、普遍主義。而佛教的這些特性無法開展出現代資本主義，佛教遁世、消極的生活態度，被認為是東方世界經濟落後的主要因素。
禮俗互動：人間佛教的入世路徑—基於佛光祖庭大覺寺佛化儀禮的田野調研
在中國化過程中，佛教儀軌、儀禮等不斷地與民間習俗進行著交流，至近代以來出現了冠以「佛化」的民間儀禮。以佛化婚禮、毓麟之禮、佛化壽禮等為代表的佛化儀禮，是佛光山人間佛教的一大特色，多年來吸引了許多信眾的支持與參加。本文引入民俗學學科中「禮俗互動」的概念，以佛光祖庭大覺寺的佛化儀禮為個案進行田野調研，認為星雲大師與佛光山推動、人間佛教「佛法生活化」的目標和「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共同促進了「禮俗互動」成為可能。在佛教儀禮與民間習俗的雙向互動與建構中，人間佛教開闢出一條獨特的入世路徑。
〔好書分享〕英譯《佛法真義》第五冊問世 穿越時空回歸本懷
僅襯托《六祖壇經》的文學價值，亦肯定神秀禪師的成就，彰顯頓漸兩種法門的重要。大師強調，頓悟漸修皆是修行法門，故應「頓漸一如」，不可互較高下。 〈當代菩薩〉、〈趙樸初菩薩〉、〈楊仁山菩薩〉則帶領讀者回到近代，認識引領當代佛教由衰轉盛的在家居士。其中不乏以詩會友、為佛教仗義疏財者，皆對上世紀的佛法弘傳作出重大貢獻。 修持方面，〈四威儀〉、〈合掌〉、〈過午不食〉等篇章，深入淺出的討論佛門行儀內容及其深意，釐清後人的誤解，並強調在現代生活中的運用。〈神明〉、〈土地公〉、〈菜姑與師姑〉則從佛教的角度，簡述民間宗教與佛教的差異，從中展現佛教的包容與平等。 本冊涵蓋部分中華文化特有詞彙，因此當遇上英語無相對.....
論敦煌文獻對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的拓展與面向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見天日，為數約六萬卷的唐、五代寫本文獻震鑠中外學界，成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受矚目的大事。緊接著，以敦煌文獻為核心的研究便快速發展，「敦煌學」這一門新興的國際顯學因而產生。百年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也從初期的文獻整理，不斷的擴展到石窟藝術、地理歷史、考古遺跡等等。
中國文化復興 佛教當擔大任
中國文化復興 佛教當擔大任 Selections on the Reviva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Shouldered by Buddhism
人間佛教思潮中的菩薩戒思想— 以太虛為中心的考察
漢傳佛教菩薩戒以《梵網經》為主要依據，但在授戒原則上則以小乘聲聞戒為基礎。近代人間佛教思潮中菩薩戒再度受到廣泛關注，解決菩薩戒與聲聞戒的關係，成為傑出的佛教界人士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太虛大師對菩薩戒高度關注，菩薩戒思想構成其整體佛教變革的重要一環。太虛大師菩薩戒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確立以《瑜伽》菩薩戒本為菩薩戒授受主要依據。第二，結合現代管理制度，提出建立菩薩學處的設想。第三、以菩薩戒統攝一切佛法，完善菩薩學處。太虛大師菩薩戒思想打破了一千多年來漢傳佛教菩薩戒的授受傳統，開啟了漢傳佛教戒律現代化的歷程。太虛大師以菩薩戒（學處）統攝佛法，為人間佛教的踐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並將人間佛教思想建立在重視戒律的基礎上，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佛教世俗化，使佛教既能做入世的事業，又能保持出世的超脫。
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發展――以星雲大師為例
人間佛教是佛教在現代的表現形式，是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同等層次的佛教發展階段。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開始轉型進入現代社會，佛教作為中國文化內容的一部分，也必須從傳統走向現代，人間佛教就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宗教實踐，是傑出的代表，對於未來中國佛教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啟迪意義。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
《僧事百講》作為近代中國叢林制度的百科全書，其內容分為六大類：制度管理、禮儀常識、僧侶完成、各種修持、弘法利生、佛門飲食。具體以《叢林制度》、《出家戒法》、《道場行事》、《集會共修》、《組織管理》、《佛教推廣》六冊呈現。其中《集會共修》所討論的正是佛門團體的修持類型與弘化方式。本文將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梳理一條中國佛教制度的演進之路，為日後中國佛教的運行發展作一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