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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在歷史與現代之間——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星雲大師的新作《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的出版，對於「人間佛教」運動作了一個思想史的定位與論述，應該說是漢傳佛教「人間佛教」運動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論著和新的里程碑。下面我想從近代漢傳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略為談幾點個人的讀書所感。
真，是人間最美的禮物！——讀《佛法真義》之感
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一共三冊，收錄大師各種講法而成的三百多篇短文，分為「佛法義理」、「佛學思想」、「佛教常識」、「佛門行事」等四種類型，基本涵蓋了佛教文化的所有重要方面，既具有分門別類、逐一呈現的特色，又具有周全統攝、亮點紛呈的意義，同時又以舒緩幽默的文字敘說，盡顯大師直探法源、統觀全域、深入淺出的一貫風格，使讀者得以輕鬆領略佛法大海的無限風光。
用生命感動生命——論香港蓮華分會監獄布教之成就
中國佛教過去給人的印象，基本上是出家人遠離人群，躲於山林裡出世修道，人間佛教的出現一改這種風氣。其實，佛陀之所以發願出家、說法講經，都是為了解決諸多人間問題；可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由於政權更替、社會變遷、思想風氣等不同的因素，佛教慢慢走入了山林之中，形成了重出世、求自了、講清修的型態。近代的大師們提出「人間佛教」並非要標新立異，而是重新審視佛陀的本懷，讓佛法落實在生活之中，令佛教重新走入人間。依循佛陀本懷，當代人間佛教的慈善事業種類之多、層面之廣，實在不勝枚舉。以佛光山的慈善事業為例，應急救難的服務就有佛光山急難救助會、冬季救濟會、友愛服務隊等；照顧人的生老病死的服務就有宜蘭蘭陽仁愛之家、雲水醫院、萬壽園等。
從《貧僧有話要說》看人間佛教之金錢觀
《貧僧有話要說》一書系統呈現星雲大師對金錢的看法，這是對佛教金錢觀的繼承與最新發展；星雲大師直承佛陀本懷，繼承「佛說的」，也提倡人間佛教之「人間性」一面，即「人要的」。星雲大師鼓勵在家眾賺取淨財，從事正當的佛教事業，但要德財兼備；對於出家眾，對於佛光山，可以從事非營利佛教事業，但儲道不儲財。星雲大師金錢觀更加圓融，且對佛教事業與市場經濟關係都有所指導。未來佛教界要合理開發金錢來源，要謹防金錢對人心的吞噬，注重佛教戒律對金錢的管制，在財產分配和財務上要更加公平公開。星雲大師在金錢觀上仰承佛陀，並以「人本位」為主體的思想，也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豐富內容的具體體現。
神祕帷幕的剝離與人間佛國的踐行——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感
眾所周知，星雲大師對佛教之貢獻是不言而喻的。早在2015 年程恭讓先生就撰寫了一篇〈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從「系統地建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深廣地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創建高素質與規模化的人間佛教僧團」、「成功實現佛教現代化的重大轉型」、「推進佛教國際版圖的大幅拓展」等十個面向進行了全面闡述。而本文只想就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大作，談談自己的心得與感受。
從圓仁入唐求法巡禮經歷看大運河與海路之連接
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經歷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歷可分為遊歷與求法兩方面。借由圓仁遊歷視角，海上絲路與大運河至少在唐代時已實現了客觀上的有效溝通。經由圓仁求法視域，海上絲路可通過部分居留處實現經由大運河與其他陸上絲路連接，為實現中外佛教文化的思想連繫搭建了橋梁。這些特殊交通樞紐位置中的佛教交流，也為圓仁的佛教融合與改造思想提供了精神內核。無論是遊歷抑或是求法，最本質的特徵是其中所蘊含的人間佛教的交流性，通過河海間「融合尊重」的交流，可匯成人間佛教學的信仰合力，實現信仰之躍。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之研究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程恭讓教授稱之為星雲大師的「四句教」。從星雲大師對「四句教」的使用，弟子對「四句教」的賡續，學者對「四句教」的重視，均可見「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重要性。然而，此「四句教」為星雲大師何時所提出的？「四句教」之確切含義如何？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過於重視人間佛教的世俗性，而缺乏神聖性呢？本文試圖通過爬梳相關材料，以文獻學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對「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進行具體而詳細的考察；以思想分析的方法，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四句教」作為大師詮釋佛教的原則與方向；大師對「四句教」有明確的使用特色；大師在「四句教」中也回應了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說明如何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
佛學研究與方法論——對現代佛學研究之省察
本文之目的主是對現代佛學研究的各方面表現，以方法論為線索，而加以考察，作一反省，以評其得失. 而題中所說的「現代」，則是指1820. 1830年代以來，日本與歐美方面的學者而言，其中亦有涉及印度與中國方面者. 至於在結構處理上，作者則先義界了佛學與佛學研究及佛學方法的不同，以標明其討論的對象. 繼而列舉了：一. 文獻學方法. 二. 考據學方法. 三. 思想史方法. 四. 哲學方法. 五. 維也納學派之方法. 六. 京都學派之方法. 論述其意義，作用及限制，並評其得失. 間或列舉歐美，日本學者在此方法上的研究成果，或敘述某一學派的歷史發展，最後並附帶提及了佛教的實踐修行法。
攝論「界頌」之研究
牟宗三先生在其書《佛性與般若》中，批評真諦對界頌所作的「界」五義及其所引經證為自己所增加，非《攝論》正義; 而其以阿賴耶識說界字，阿賴耶是「以解為性」，乃是不知賴耶緣起與如來藏緣起之分別，故對《攝論》之詮釋有許多剌謬處. 作者針對牟先生此批評加以辯駁. 作者認為真諦本已有第八識阿黎耶識具真，妄二義的主張，其以五義解釋「界」乃理所當然，非譯者所增. 至於解性黎耶乃新譯家 (一乘家) 所無之思想，「界」之以解為性乃陳譯釋論所詮之義. 不知為何牟先生把「界」當法相宗之阿賴耶或阿陀那來解釋. 且《攝論》雖以阿黎耶為中心，不談如來藏思想，但在世親之釋論中，不管誰所譯皆有「如來藏」義. 作者比較各經各派的相關理論，肯定真諦對界頌之解釋極為正確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