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從佛教中國化過程看「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
由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佛教，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哲學。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有它獨特的信仰體系、組織結構以及把信仰體現出來的實踐方式，包括禮拜儀式，但相對於其他宗教而言，佛教又有它顯著的特殊性。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西元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論中國佛教心性本體論的特質
綜合起來，中國佛教心性論的形而上特徵體現為：其一，對眾生之心的原本狀態的不斷追尋。中國化佛教諸宗並將其與解脫論相聯繫，從而形成了返本還源的修證路徑。其二，將「佛」視為抽象理體，並在此基點上將心性論的著作重點置於探討佛與眾生即「理體」與心體的關係上。其三，受中國傳統思惟傾向的影響，比較明確地探討了本體與現象的關係問題，也就是以「心」為世間諸法的最終原因即「本根」。以下分別論之。
論惠能大師革新佛教的意義及對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本文認為，惠能大師作為中國禪史上開一代新風的禪師，其出現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惠能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又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和陳式化的修行方法的革新，還有與老莊的自然主義、玄學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思想相通。惠能正是順應了時代需要，在繼承和發展佛教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禪法的變革與創新才使中國禪宗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氣象。
從佛教中國化過程看「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
由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佛教，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哲學。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有它獨特的信仰體系、組織結構以及把信仰體現出來的實踐方式，包括禮拜儀式，但相對於其他宗教而言，佛教又有它顯著的特殊性。
從六朝佛典的翻譯和編輯看佛教中國化問題
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對六朝時代、特別是五至六世紀的漢譯經典中的翻譯和編輯問題進行綜合調查。這一課題，與印度語原典在漢譯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的問題密切相關。本文擬從這一視點出發，就經典的中國化問題做若干考察。
佛法與眾生法的協和——從佛教中國化論人間佛教及其價值取向
由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就其信仰體系的核心構成而言，實代表了關於宇宙、社會、人生之「存在」與「意義」問題最為透澈的精闢思考與整體領悟。「空」是關於世界現象之「存在」的本質揭示，「緣起」則是關於「存在」的結構性分析。一切「存在」，只要它是以空間―時間的共相維度為其「存在」之基本場域，那麼，這種「存在」就無有例外地是以某種結構性來呈現；而一切結構性的「存在」，便無有例外地必然內含著其自身的被解構性。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人間佛教的神聖性與社會性——以星雲大師的佛教思想為中心
佛教中國化之後，吸收了中國文明的「人間性」，以其對無常的觀照，對因緣的諦解，再佐以儒道兩家之所長，遂形成深具中國特色的「人間佛教」。唐代以後，「人間佛教」與中國文明毫無間然，於是滲入到文化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是神聖或是世俗、廟堂或是民間、文人或是市井，處處都可看到「人間佛教」無遠弗屆的廣袤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