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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視域下的淨土信仰—以星雲大師淨土觀為中心
中國佛教的現代性變遷伴隨著西學東漸而展開，以「人本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為最顯著的特質。漢傳佛教思想脈絡的繼承，一方面體現在內部自我批判；另一方面則體現在與現代社會連繫逐漸緊密。無論是提倡「現代化」，還是回歸「原始教義」，都必須遵循歷史發展規律，結合中國佛教自身特點而展開。 近代以來興起的人間佛教思潮，既是佛教順應時代所作出的變革，溯其思想源頭也可說是繼承佛陀本懷，在遵循「契理、契機」和「與時俱進」的前提下，結合中國傳統思想之精髓，在滿足大眾對佛法需要的同時，又從側面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對佛教現代化提供理論依據。近現代以來，對人間佛教思想的弘揚與實踐最為徹底的，當屬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以「人本」為出發點，審視佛教自身弊病，從社會實際和人心需求出發，結合「傳統」與「現代」、「修學」及「生活」，開創佛光事業，弘法遍布五大洲，涉及慈善、醫療、教育、文化、藝術等多個領域，可說是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楷模，人間淨土建設的先驅。星雲大師尤其關注人間淨土思想對佛光淨土建設方面的指導，重視將他方淨土在人間落實，其所形成的以佛、法、僧三寶為核心的現代僧團，無疑是將淨土思想詮釋最好的一個典範，不僅為淨土宗現代轉型作出最佳範例，而且對漢傳佛教現代化弘化模式的開展，有一定的借鑑作用。所以對星雲大師的淨土思想進行研究，其意義就突顯出來，只有深刻理解星雲大師的淨土思想，釐清人間淨土與他方淨土的關係，人間淨土與人間佛教的關係，才能夠更好理解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實質內涵，和星雲大師建設佛光淨土的終極導向。
繼承先賢 啟迪後世—試論星雲大師的生態思想
從出世到入世——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為中心的人間佛教現代性轉型
放在民族—國家建設，以及新文化運動等新思潮衝擊整個社會的背景下，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佛教的歷史處境，及其面臨的現代性轉型的歷史任務。正是敏銳地意識到了佛教所處的現代性轉型的歷史使命和歷史任務，太虛才適時提出了「人生佛學」、「人生佛教」以及「人間佛教」的思想體系及社會實踐路徑，並將佛教從出世的傾向拉往入世、救世的方向，成為人間佛教理論的開拓者。得益於各種因緣際會，星雲大師繼承並發揚光大了人間佛教的理論和思想體系，開創性地實現了全球弘法的夢想，並更新了佛教的形態，成功地實現了佛教的現代性轉型。佛教的現代性轉型，至少可以分為佛教的教義層面和佛教的組織層面。太虛大師及星雲大師等人所宣導的人間佛教，在這兩個層面均有所創獲，並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和模式。
人間佛教的神聖性構成——以星雲大師的佛教思想為中心
佛教吸收中華文化的人間性、尤其是在太虛大師的佛教革命之後，人間佛教在世界漢傳佛教的發展歷程中，毫無疑問地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發展模式。在人間佛教的建設與發展歷程中，星雲大師及其創建的佛光山是人間佛教理念與傳統的最好繼承及建設者。針對近年來對人間佛教的一些疑議，如：人間佛教重視世俗、人間佛教缺乏最高成佛境界、人間佛教沒有修行、頂多是個人的做人處世，這與學佛的超越、增上、成佛作祖等可能沒有關係；人間佛教是在家的，對於出家眾的叢林生活、沒有神聖性等觀念，本文從佛教社會學的理論視角，以星雲大師有關人間佛教的思想為主要內容，集中論述佛教與人間佛教的神聖性，及其在現代社會建構的問題，最後面對兩岸佛學界正在爭議的人間佛教核心問題，即人間佛教的神聖性何在、神聖性如何建構、佛教信仰如何體現等問題做探討。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 ——以《僧事百講．叢林制度》為中心
所謂「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歷史上無數的古德先賢為僧團的和合共修，立下了條約規矩，使得萬古傳燈，禪法相續。佛光山自開山以來，依此安僧辦道，不違傳統佛制，且因應時代的變遷，形勢的轉換，繼承制度，改進規約。星雲大師為佛光山這個現代叢林僧團重新建構組織章程，訂定各種規約，形成了融合傳統與現代的「佛光山清規」。本文以《僧事百講．叢林制度》為中心，來探討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制度建設。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 —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晚明佛教復興與人間佛教興起之文化省思——以晚明四大師與星雲大師為中心
自漢永平二年（西元59年）佛教傳入中國已近兩千年，其間佛教與中國儒、道兩家氤氳相蕩，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星雲大師作為人間佛教最為重要的當代實踐者之一，其文化思想與實踐應對時代各種問題，不但延續了晚明四大師在文化傳承上的基本特點，還更加豐富了中華文化的當代內涵。無論作為中華文化之佛教文化的個別研究，還是作為中華文化傳承之普遍性探討，都有獨特的價值。中華文化的研究向來比較關注中西古今的問題，古今問題是任何時代文化傳承都需要面對的問題，特別是中華文化有著深厚的重視文史的傳統。狹義上來講，古今問題即是我們如何繼承傳統，是縱向的考察；而中西問題更多的討論的是對待不同文化的態度，是橫向的考察。本文比較晚明四大師和星雲大師在不同時代弘揚佛法的文化意義，特別注重該問題的考察，以期對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提供參考。
論惠能大師革新佛教的意義及對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本文認為，惠能大師作為中國禪史上開一代新風的禪師，其出現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惠能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又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和陳式化的修行方法的革新，還有與老莊的自然主義、玄學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思想相通。惠能正是順應了時代需要，在繼承和發展佛教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禪法的變革與創新才使中國禪宗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氣象。
人間佛教、自主學統與危機時代的文化中國
人間佛教的實踐不僅只是一種成功經驗所累積的知識，它更是一種珍貴的智慧！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日新月異的演進，知識終有無法契機、不合時宜之日，而智慧卻可源源不絕的提供契理契機之辦法。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大師所展現的智慧是什麼？其智慧可以被學習和複製嗎？這是希望繼承人間佛教者所普遍關心的課題。佛教的解脫理想（包括救度眾生，令眾生解脫的終極目標）何時才得以真正實現？這是本文所產生的第二個問題。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