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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有關中國佛教的跨學科研究
如果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能夠踏入大學，就應該能夠扭轉整個與佛教有關的研究的那種邊緣化的窘態，協助人文或者社會科學那些從事佛學相關研究的研究者，如何從非主流的、從邊緣的而轉為主流的跟中心的。當然我不是說把這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佛光山教團，實際上我們知識份子本身也要負責。
從生命的轉化看中國人間佛教的開展
本文以「生命的轉化」為主旨，就是為了說明無論是以宗教為本的佛教，或以哲學為本的中國思想都是以生命為主體，正視生命，強調生命，成全生命。而它們的方法也許各有不 同，但基本的特色，仍然不外於以心為主導，使生命往上提昇，由物質的、世俗的層面，提昇到精神的、德性的層面。 為了證明佛教在源頭上，就具有這個特色，所以本文特別從佛陀的生平和主要學說中去尋求這條線索。我們發現佛陀是真正的追求生命，才會出家到深山中苦修；真正熱愛生命， 才會回到人世來傳法救人。他是真正徹悟到「常」才說「諸行無常」；真正把握住「我」，才說「諸法無我」。他在自己生命結束時的那麼安詳自在，就說明了他心中很清楚的了解，他已把生命交給了人間。
凡聖之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再造——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宣導的信仰方式為中心
個體化與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徵，作為社會的構成部分之一的宗教亦然。這使得傳統社會整合的最主要形式—宗教在當代社會整合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西方的經驗表明，當宗教走進公共領域時，宗教是否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具有足夠的公共性，即是否可以營造出橋梁式社會資本。近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個體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多重原子化，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整合最大的困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信仰方式以培養菩薩公民為切入點，給佛教帶來公共性特徵：將關係帶進個人，克服時下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義；架構的群體與群體之橋表現為將關係帶進信仰群體，克服狹隘的我群中心主義；架構的信眾／信仰群體與社會之橋，將人間佛教帶進公共領域。這一信仰實踐方式有利於實現對多元原子化之關係格局的改造，實現社會的有序整合。
佛光山事業中的《維摩詰經》精神
《維摩詰經》在大乘經典中，扮演了回小向大，從聲聞乘到菩薩道行的關鍵角色，其中根本精神，就是與眾生接觸。眾生在哪裡，菩薩的國土就在哪裡。從淨土的觀念而言，是動詞的淨化國土，而不是名詞的某個可以前往的清淨的國土，亦即菩薩道行者，自己修行，而且是要與眾生接觸，協助他人開啟智慧，解脫煩惱，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法門。此時的菩薩道行者，可以是四地以上超三界的菩薩，也可以是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經中所論，多半是以超三界的四地以上菩薩的行止為內涵，這樣才能有與聲聞和辟支弗的差異對比的意味在。但是，這樣的菩薩道精神，卻是要給三界內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作為學習的宗旨，因為這個群體是所有有情眾生的集合體，即便是超三界外的菩薩與佛，也會以意生身的狀態在此三界內活動。
慧遠鳩摩羅什之爭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
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國佛教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者，無不對這一事件給予極大的關注。以《大乘大義章》為中心，詳盡地分析和研究這兩位佛學大師之間的往返問答和思想差異，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應地，在這一研究領域，學術界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儘管對某一問某一答等細節的具體分析上，學者們間或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來說，前輩學者們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得詳盡完備了。倘若再就事論事地對《大乘大義章》的記述進行分疏，恐怕並沒有多少下足的餘地。
從「善巧」到「靈巧」——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靈巧人」形象
為徹底落實人間佛教即世而修之理念，在大乘佛教菩薩行「善巧方便」法門的基礎上，星雲大師創造性地將日常語義世界中的「靈巧」一詞與「靈活」語合重構，賦予「靈巧」以新義，以此給出作為菩薩行者的「靈巧人」形象。「靈巧人」以「善於讚美」、「藉助藝文」以及「巧用時間」等「靈巧」之法，最大程度地協調了人際關係，接引了信眾，開發了生命潛能，從而將人間佛教菩薩行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人間佛教的性別平等思想——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為中心的觀察與解讀
在1954年元月10日出版的《人生雜誌》第六卷第一期上，刊載了署名「摩迦」的長篇連載佛陀傳記《釋迦牟尼佛傳》的第一到第七章，「摩迦」是青年時期星雲大師的一個筆名，此後結集出版的《釋迦牟尼佛傳》，不僅是現代漢傳佛教史上一部重要的佛陀傳記，是星雲大師年輕時期收到廣泛社會關注，並給他帶來終生榮譽的一部原創性作品，也是反映其人間佛教思想「初熟」的一部傑出的現代人間佛教經典著作。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星雲大師指出：「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因為，「佛教的僧團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人間佛教是其基本原則。所以，「佛陀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原則，首要條件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中阿含經》）。佛陀留給眾生一個最可貴的僧團制度，主要是因為在僧團裡，凡事都是由多人會議決定，不會獨斷獨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以《釋迦牟尼佛傳》為中心
星雲大師筆下的佛陀既具有豐富的人間性表現，又具有充足的超人間性內涵。在《釋迦牟尼佛傳》中，佛陀的人間性由 4 種形象給予展現：勇毅的革命者、慈孝的事親者、善巧的教化者、清淨的生活者；佛陀的超人間性則包括超人間的瑞相殊容、超人間的智者聖境、超人間的神通威力。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雖各有不同，但大師通過發掘二性間互攝互融的關係、闡明萬有在「法」上的鏈接、重構與消解傳統佛傳的神話敘事，從而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有機的統合了起來，二者在大師筆下共同形塑了一個「人間佛陀」。在創辦佛光山後，大師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精神注入佛光教團，從而打造了一個既擁有著廣泛繁榮的人間事業，又擁有著諸多神聖追求、神聖實踐的弘法團體。
從《百年佛緣》看星雲大師弘法創新及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播的啟示
經歷過近代佛教的衰落，佛教在台灣卻有了長足的發展，這與台灣佛教界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特別是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在佛法弘傳中不拘泥於傳統模式，不斷創新。在弘法之初就積極推動佛教青年運動，為古老的佛教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對待作為佛教徒主體的女性問題上，星雲大師做到了真正的眾生平等，給了許多優秀女性發光發熱的廣闊舞台；面對大眾，星雲大師選擇了直入人心的通俗文字和語言，讓佛教真正走入了日常生活，這些都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