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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的初心與始終——《我不是「呷教」的和尚》讀後
今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妙凡法師贈我一本書,是星雲大師病癒後的首部著作:《我不是「呷教」的和尚》。拜讀之後,受感動,受教益、受啟發。為什麼我要認真學習、拜讀這部「小書」,因為這是星雲大師自述自己一生的心路歷程、實踐歷程,是原原本本展示大師自己從「初發心」到今天有始有終的歷史。
以變應世,以不變度眾—從佛教戒制變化看中國佛教的現代化與國際化
佛教文化從印度進入中國,不僅能夠在中華民族中生根發芽,而且逐漸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一方面得益於中國本土文化的開放與包容,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佛教文化具足了方便智慧的特性。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如何通過變通適應不同地域和不同時代,又能保持純正的佛陀智慧並得以廣泛傳播,是佛教產生兩千多年來始終必須面對的問題。本文從佛陀時代制戒至佛滅、中國佛教乃至現今人間佛教之制戒,探討佛教只有依著「以變應世,以不變度眾」的發心,才能在保證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下,弘揚佛法,度化更多眾生。
中國佛教內關於靈魂不滅的爭論
人間佛教的變與不變
總體上看,中國佛教歷史進程的基本脈絡呈現出三期連動的走向,從西漢到隋唐,在長達一千年的過程中,歷史的主脈是引進、消化、吸收印度佛教,不但播下佛法的種子,而且完成了本土化轉型,實現了理論扎根與實踐的拓展,在不斷學習、不斷創新、不斷弘揚的歷史進程中,形成文化型與學術型佛教的高度繁榮。 促成這一歷史主脈形成的核心因素是域外僧人的入華傳教、中國僧人的西行求法、中外僧人的合作譯經、大批僧俗學人的踴躍譯經講經,以及信眾的寫經、抄經、印經、刻經、唱經、誦經、供經等,以及在此基礎上主要由高僧大德完成的理論辨析、理論建構、理論推廣。
殘障者是否為其不幸負責—論人間佛教的殘障觀
「殘障者是否為其不幸負責」,這一問題既是對不幸與災難作出解釋的理論問題,也是關係到人們在生活中如何對待殘障現象、避免歧視殘障人士的現實問題。本文從這一問題出發,在第一部分聚焦「殘障」的界定問題,從原始佛教經典中的「殘障」相關論述出發,在忠實於文本觀點的同時進行梳理與建構,說明「殘障」概念的建構性、多元性及其與基礎教義之間的關聯;結合現代殘障模式,探究對於重新理解「殘障」群體的啟示,闡明一種既符合基礎教義又與現代社會發展需求相契合的殘障觀。第二部分則探究「殘障」現象中關涉到的「責任」問題,剖析對殘障者的歧視信念的合理性與錯謬處,闡明「殘障者」與「非殘障者」各自的「責任」,基於非宗教人士也廣泛認可的緣起原則,從佛教護生精神出發,建構基於人間佛教思想的對「殘障」的積極詮釋和行動策略。
不以高名為念:悼念李家振先生
星雲大師不二思想研究——以《心經》詮釋為中心
《心經》篇幅雖短,卻是《大般若經》的中心和宗要,是對整個佛教般若思想的集中表達,在般若體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星雲大師在虔誠信仰佛教的外婆影響下,四、五歲時就會能夠背誦《心經》,足見大師與《心經》之間因緣深厚。星雲大師出家之後,在佛法修行實踐中對《心經》尤其重視,不僅自己堅持時時誦念體解,同時一直鼓勵信徒們在日常生活中「每天至少誦一卷《心經》」。不僅如此,大師還在半個多世紀的弘法過程中,多次向信眾宣講《心經》。據不完全統計,從1955年至2015年的六十年時間裡,星雲大師以公開宣講或者私下講解的方式,為信眾講解《心經》的次數多達十八次。有關統計情況請見文末附表。
錢牧齋:白首不改護法心
從來隱者不離禪——詩人陶淵明速寫
新時代的新倫理——星雲大師的「十要十不要」
人間佛教的主旨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如何契理契機,攝受大眾,將佛法的正知正見傳達到社會人群之中,使他們在品質層面有所提升,心靈層面有所淨化,日常行事有所遵守,生活倫理有所敬畏,這成為當代宗教家思考的焦點問題。星雲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一書,延續了以往佛教人間性的主題,以及平和親切的敘事風格,用最簡潔通俗的文字,表達著對當代社會倫理走向的人文關懷。大師在書中列出許多欄目來闡述人間佛教的主張,第三十說為「我訂定佛教新戒條」,集中闡述對戒律現代化的思考,「十要十不要」的新戒條,是大師「護教安眾」的創新。這樣的「新戒條」打破了僧信界限,融合了世俗倫理與出世戒法,人人都能守法持戒,世界就會消除人我區別,以同理心來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是「人間佛教」的使命,這就是「佛光新戒條」的普世意義,這就是佛陀一代時教為未來人類帶來的一道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