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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視域下的淨土信仰—以星雲大師淨土觀為中心
中國佛教的現代性變遷伴隨著西學東漸而展開，以「人本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為最顯著的特質。漢傳佛教思想脈絡的繼承，一方面體現在內部自我批判；另一方面則體現在與現代社會連繫逐漸緊密。無論是提倡「現代化」，還是回歸「原始教義」，都必須遵循歷史發展規律，結合中國佛教自身特點而展開。 近代以來興起的人間佛教思潮，既是佛教順應時代所作出的變革，溯其思想源頭也可說是繼承佛陀本懷，在遵循「契理、契機」和「與時俱進」的前提下，結合中國傳統思想之精髓，在滿足大眾對佛法需要的同時，又從側面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對佛教現代化提供理論依據。近現代以來，對人間佛教思想的弘揚與實踐最為徹底的，當屬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以「人本」為出發點，審視佛教自身弊病，從社會實際和人心需求出發，結合「傳統」與「現代」、「修學」及「生活」，開創佛光事業，弘法遍布五大洲，涉及慈善、醫療、教育、文化、藝術等多個領域，可說是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楷模，人間淨土建設的先驅。星雲大師尤其關注人間淨土思想對佛光淨土建設方面的指導，重視將他方淨土在人間落實，其所形成的以佛、法、僧三寶為核心的現代僧團，無疑是將淨土思想詮釋最好的一個典範，不僅為淨土宗現代轉型作出最佳範例，而且對漢傳佛教現代化弘化模式的開展，有一定的借鑑作用。所以對星雲大師的淨土思想進行研究，其意義就突顯出來，只有深刻理解星雲大師的淨土思想，釐清人間淨土與他方淨土的關係，人間淨土與人間佛教的關係，才能夠更好理解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實質內涵，和星雲大師建設佛光淨土的終極導向。
生死學視域下的人間佛教
西方的死亡學研究側重於生理學、醫學和心理學，實踐方面側重於對病人的臨終關懷，傅偉勳將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心性之學，特別是佛教哲學，加上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整合形成東方色彩的生死學。人間佛教為當代佛教的發展特色，從生死學視域出發、以佛光山為個案，對人間佛教進行研究，可以發現：人間佛教的代表人物星雲大師，對生死問題有全面的開示和指導，展示出人間佛教有機地結合當代社會的生死觀和解脫觀體系，對安樂死、自殺、墮胎和器官捐贈等生死學的重要議題都有深入闡發；人間佛教生死學理論體系，既彰顯佛教本具的智慧與慈悲，也顯示出巨大的開放性。在生死學的實踐領域，佛光山積極參與臨終關懷、喪葬服務、災難救助、生死教育的研究和推廣工作，突破了佛教的傳統形式，體現出佛法的實用性和現代性。特別是台灣南華大學和慧開法師，二者在佛教生死學領域的開拓和推廣成果斐然，令世人矚目。
人間佛教理念下的寺院空間演變研究 ─以江蘇宜興大覺寺為例
「人間佛教」理念下的寺院空間不僅是僧眾修行的道場，更是面向大眾開放的公共場域，其既符合宗教神聖性的要求，又貼近民眾生活化的日常，從中體現出「人間佛教」理念與寺院空間形態的完美結合。其空間形態適應社會，融合現代理念，形成獨具特色的現代寺院空間景觀，在道路規劃、建築布局風格、藝術裝飾方面都有突出表現。總體來看，江蘇宜興大覺寺呈現出從建築形式單一、神明信仰空間、封閉威嚴的宗教場所走向空間設計多元、文化交流場域、開放共用的生活場域演變的特徵。同時，其具有傳播佛教文化、傳承中華文明、提供社會服務等重要功能；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而日益深化佛教中國化、佛教現代化的思想；在演變過程中蘊含著佛教弘法模式的不斷轉變。
人間佛教下的叢林光影 ─清規制度的中國化與實踐意涵
禪宗叢林制度的創立，可以追溯到佛陀時代的僧團傳統，僧侶在共住共修中秉持清淨和合的戒律生活。中國唐代，馬祖道一開創叢林，百丈懷海制定清規，使寺院生活逐步擺脫單純依賴印度律儀的模式，轉化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清規制度。此制度結合儒家禮樂精神與中國宗法倫理，強調僧團自治、職事分明與和合共住，不僅維護了僧團秩序與修行品質，也適應了歷代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的變遷。 進入現代，「人間佛教」理念強調佛法入世、關懷社會，為叢林制度注入新生，使其由山林閉鎖走向都市弘化，由靜態規範轉化為動態實踐。本文透過歷史演變與制度分析，探討叢林清規如何在保持佛法核心精神的同時，融入中國文化並因應社會需求，進而體現佛教跨文化傳播與本土化調適的典範。透過叢林制度於現代教育、社會服務、文化轉譯中的光影流轉，本文旨在呈現其制度轉型與宗教實踐的時代價值。
星雲大師不二思想研究——以《心經》詮釋為中心
佛教所謂不二，乃是一種消除兩相對立對待、崇尚互相圓融的認識方式和實踐理念在詮釋《心經》的過程中，星雲大師的不二思想主要表現在對「般若」之本質體證和功用等三個方面的探討。首先，關於般若的本質，星雲大師認為真空是妙有之本源，妙有真空之顯現，二者之間並不對立、對待，本質上是互相顯證、互相存、誰也離不開誰。而般若之本質，正是表現為真空妙有之間相即不二。其次，星雲大師認為要想對般若有圓滿的體證，就要在修行過程中不斷超越重重安迷執、逐步建立正知正見，最終深澈證悟般若智慧空有不二之真理。第三，雲大師認為般若之功用的彰顯，最終所強調的乃是世出世間相互承當、相即不離之不二一如。
誠與不二——儒佛精神哲學的參會
作為東方哲學的兩個重要分支，中國的儒家和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都在精神哲學上提供了對終極性「一」的思考。從「此在」世界的角度看，儒家之「誠」和佛教之「不二」提供了一個充實飽滿的秩序世界，這個秩序的建立整全性地把握了精神本體的絕對性和「此在」的相對性，由此建立「此在」奮進的意義，在有限性中建立了無限的追求的可能。這種追求因為東方內斂的精神走向，極少外顯為對物質的占有和對外在欲望衝突的設定和解決。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儒、佛傳統文化的資源，可以為重新定義人之所以為人的當代人文價值提供綿綿不絕的滋養。這個特質在外向發展的思辨哲學和分別智慧中，只會得到南轅北轍的結果。
星雲大師的初心與始終——《我不是「呷教」的和尚》讀後
今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妙凡法師贈我一本書，是星雲大師病癒後的首部著作：《我不是「呷教」的和尚》。拜讀之後，受感動，受教益、受啟發。為什麼我要認真學習、拜讀這部「小書」，因為這是星雲大師自述自己一生的心路歷程、實踐歷程，是原原本本展示大師自己從「初發心」到今天有始有終的歷史。
以變應世，以不變度眾—從佛教戒制變化看中國佛教的現代化與國際化
佛教文化從印度進入中國，不僅能夠在中華民族中生根發芽，而且逐漸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一方面得益於中國本土文化的開放與包容，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佛教文化具足了方便智慧的特性。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如何通過變通適應不同地域和不同時代，又能保持純正的佛陀智慧並得以廣泛傳播，是佛教產生兩千多年來始終必須面對的問題。本文從佛陀時代制戒至佛滅、中國佛教乃至現今人間佛教之制戒，探討佛教只有依著「以變應世，以不變度眾」的發心，才能在保證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下，弘揚佛法，度化更多眾生。
中國佛教內關於靈魂不滅的爭論
人間佛教的變與不變
總體上看，中國佛教歷史進程的基本脈絡呈現出三期連動的走向，從西漢到隋唐，在長達一千年的過程中，歷史的主脈是引進、消化、吸收印度佛教，不但播下佛法的種子，而且完成了本土化轉型，實現了理論扎根與實踐的拓展，在不斷學習、不斷創新、不斷弘揚的歷史進程中，形成文化型與學術型佛教的高度繁榮。 促成這一歷史主脈形成的核心因素是域外僧人的入華傳教、中國僧人的西行求法、中外僧人的合作譯經、大批僧俗學人的踴躍譯經講經，以及信眾的寫經、抄經、印經、刻經、唱經、誦經、供經等，以及在此基礎上主要由高僧大德完成的理論辨析、理論建構、理論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