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環保思想反思當代佛教之放生實踐
佛教放生實踐是當下尤為流行的宗教活動之一。每年佛、菩薩、護法或高僧大德之聖誕，或出家，或成道，或涅槃之日，各地寺院以及民間佛教團體都會舉行各式各樣放生活動，法生，繼而拯救生靈。近年來，隨著放生熱的興起，佛教傳統意義上的隨緣放生轉化為了目前的定期放生，且由於放生者自身佛學素養的參差不，其放生動機的多樣性以及對放生物生活習性的不了解，導致放生等於放死的慘狀。基於此，筆者透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環保思想，即以「同體共生」為核心、以「慈悲護生」為基本態度、以「惜福勤儉」為主要措施、以「內外淨化」為落實途徑、以「人間淨土」為踐行目標，繼而進一步反思當代佛教之放生實踐所存在的弊病，並分析其現象的原因，以及應採取的相應措施，進而實現從個體「心靈淨化」向集體「人間淨土」的昇華。
唐代《道僧格》及其復原之研究
〈台灣佛教新史〉之五——清初臺灣府天后宮與海會寺僧侶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歲癸亥，余恭承天討；澎湖一戰，偽軍全沒，勢逼請降」，8月，施琅大軍登陸鹿耳門「赤崁泊艦，整旅登岸受降，市不易肆，雞犬不驚」，施琅下令大軍登陸主要目的是「平定安集」，「納款而後，臺人即吾人」，「有犯民間一絲一枲者，法無赦」，因此「亂行，民不知兵」，鄭克塽（1670-1717）被遣入京，施琅「散其難民盡歸故里，各偽官兵載入內地安插」，並置「置郡一、縣三」（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
〈台灣佛教新史〉之四——明鄭時期的逃禪「遺民僧」與禪派
自清順治十八年（1661）遷界令頒布後，中國沿海各省淨空數十里，以防堵百姓與鄭軍接觸，史載：「成功嘆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田廬邱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吾之故！以今當移我殘民開闢東土，養精蓄銳，閉境息兵，待天下之清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以闢汙萊。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尋覓海外長治久安以抗清之地，台灣成為鄭成功之首選。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二——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布教發展（二）
日本殖民時期，淨土宗來台傳教主要有兩支，一是淨土宗鎮西派，一是淨土宗西山派。鎮西派是以從軍僧身分來台，約在1895年6 月；西山派屬深草流（派），其來台時間大約不晚於1896 年11 月。一般研究通常以鎮西派為主，西山派由於教勢較弱，幾乎未受重視。
〈台灣佛教新史〉之八——清代來自黃檗山僧侶
明清兩代從福建移居來台的先民，以漳、泉人士最多，即俗稱的閩南人，而閩南地區乃是指泉州、漳州、廈門而言。然佛教宗派傳入台灣，並非以閩南地區為要宗。例如在晚清逐漸成為影響台灣佛教主流的鼓山湧泉寺屬閩東地區，講福州話，而來自普陀山的則屬浙江的臨濟宗法派。
〈台灣佛教新史〉之六——清代寺廟經濟來源與僧侶道糧
清代台灣寺廟的種類繁多，經營與管理方式也多所不同，就日本人來台初期所進行舊慣調查的分類，大致上將寺廟宮壇分為官設與民設兩類。清代官廟、民廟皆為祭祀崇拜所在，而會館如泉州會館、廣東會館、汀州會館雖為商人貿易住宿之所，但也兼具祭祀崇拜功能。
人間佛教之在地化實踐―論新加坡漢傳佛教的「知識化」與「組織化」
新加坡開埠初期，已有華族僧人出任閩幫總部恆山亭之住持，但其宗教任務僅僅是替來自漳州、泉州的移民富商籌募油資、管理香火和看顧義塚，並不具備傳播佛教教義之可能性。實際上，恆山亭內不僅沒供奉佛像，其主神還是新馬華人普遍信仰的福德正神，俗稱「大伯公」，左右兩側是城隍爺和註生娘娘，明顯地屬於民間信仰之神廟，足見其住持雖被冠以「和尚」之名，卻無佛教內涵之實。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