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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星雲禪話》的書寫看禪觀下的兩種真實
禪家公案在逐漸獨立的過程中,脫離了歷史背景,成為一個高度抽象化的「敲門瓦子」。而《星雲禪話》在繼承了古代公案簡單化、程式化書寫傳統的基礎上,重視對公案「具體情境」的描述,再次將公案置於歷史性敘述中。同時,對公案進行了重新組合,並增飾以文,使得書寫「文質彬彬」。《星雲禪話》對公案的重構主要是在構建禪史以及塑造禪者上,並用現代白話翻新了公案語言。禪門燈史、傳記公案歷來受到「偽史」的批判,在歷史與時間的思維習慣下,虛構法系、杜撰史書等問題輒需撥亂反正。然而作為追求終極意義的宗教,「吾道一以貫之」,其超越性未曾變易。禪宗的「真」不在耳聽目見,不在外境事相,亦不在知識學識,而在真如本性。一旦觸及真心,詩文也好,佛禪也罷,隨緣歡喜,妙趣橫生。
人間佛教視域下的淨土信仰—以星雲大師淨土觀為中心
中國佛教的現代性變遷伴隨著西學東漸而展開,以「人本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為最顯著的特質。漢傳佛教思想脈絡的繼承,一方面體現在內部自我批判;另一方面則體現在與現代社會連繫逐漸緊密。無論是提倡「現代化」,還是回歸「原始教義」,都必須遵循歷史發展規律,結合中國佛教自身特點而展開。 近代以來興起的人間佛教思潮,既是佛教順應時代所作出的變革,溯其思想源頭也可說是繼承佛陀本懷,在遵循「契理、契機」和「與時俱進」的前提下,結合中國傳統思想之精髓,在滿足大眾對佛法需要的同時,又從側面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對佛教現代化提供理論依據。近現代以來,對人間佛教思想的弘揚與實踐最為徹底的,當屬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以「人本」為出發點,審視佛教自身弊病,從社會實際和人心需求出發,結合「傳統」與「現代」、「修學」及「生活」,開創佛光事業,弘法遍布五大洲,涉及慈善、醫療、教育、文化、藝術等多個領域,可說是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楷模,人間淨土建設的先驅。星雲大師尤其關注人間淨土思想對佛光淨土建設方面的指導,重視將他方淨土在人間落實,其所形成的以佛、法、僧三寶為核心的現代僧團,無疑是將淨土思想詮釋最好的一個典範,不僅為淨土宗現代轉型作出最佳範例,而且對漢傳佛教現代化弘化模式的開展,有一定的借鑑作用。所以對星雲大師的淨土思想進行研究,其意義就突顯出來,只有深刻理解星雲大師的淨土思想,釐清人間淨土與他方淨土的關係,人間淨土與人間佛教的關係,才能夠更好理解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實質內涵,和星雲大師建設佛光淨土的終極導向。
人間佛教之跨學科研究暨應世之論述
德國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曾經批判包括佛教在內的東方宗教缺乏入世的政治智慧與經濟倫理,實際上也有很多學者反駁了韋伯的看法。有不少研究表明,佛教,甚至是印度佛教的發展中都表現出大量有關政治的論述,蘊含了豐富的政治智慧與倫理。
論惠能大師革新佛教的意義及對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本文認為,惠能大師作為中國禪史上開一代新風的禪師,其出現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惠能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又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和陳式化的修行方法的革新,還有與老莊的自然主義、玄學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思想相通。惠能正是順應了時代需要,在繼承和發展佛教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禪法的變革與創新才使中國禪宗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氣象。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
我曾經在數年前所發表的〈批判、圓融、會通―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現代性」〉一文中,提出相對於「現化性」的「人間性」概念,但同時也區別「人間性」這個概念有同亦有異於啟蒙運動的「人文」(humanity;也可譯為人性)之處,最後我界定人間佛教的性格為一「批判性的人文主義」。
為自己懺悔,為他人懺悔——星雲大師論經懺佛事
經懺佛事是中國漢傳佛教的小傳統,是佛教深入民間的形式。但是在明代以後,經懺佛事出現了諸多的弊端:商業化的觀念損害了佛教教義的服務性與無價性,經懺佛事損害了僧才的人格與素質,同時也使佛教被誤解成度死的宗教。星雲大師認為經懺佛事無異於一場無形的法難,給予其以堅決的、有力的批判,同時,仍在其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體系中為其保留一席之地,認為其有殊勝的功德。大師還大大擴大了能懺之方法與所懺之內容。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四講——鈴木大拙與靈性論(二)
近年來關於鈴木大拙最多的討論就是這個問題。其中,Brian Victoria《禪與戰爭》中的批判最具代表性。他的批判非常嚴厲,但也有人提出反駁,引發了大量的爭論,尤其是佐藤平(顯明)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反駁。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本文從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一些觀點的批判出發,剖析了近現代佛教研究所秉持的西方範式的盲點和誤區,特別是作為其思想背景的西方文明觀的偏頗之處,進而分析了「佛教文明觀」的歷史依據,並指出包括「佛教文明觀」在內的多元文明觀對理解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性,對探討「文明交流與互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人間佛教的修行 ——以星雲大師「四給」思想為核心的探討
人間佛教經過百餘年的構建和實踐,已經成為佛教在現代社會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形態,這一點已經成為學界和教界的共識。但是,對於人間佛教修行觀及其修行實踐的批判仍舊不絕於耳。本文以佛光人工作信條―四給思想為核心,認為,四給是一個邏輯起點即其實踐起點(信心),既注重當下(歡喜)又指向未來(希望),以與般若相應的方便貫穿其中的嚴密框架。這個框架以「給人」為導向,把修行置於工作和生活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性。並因此認為,人間佛教的修行並不排除自修和共修,甚至說還相當重視共修的意義和修行方式,但是在此基礎之上,人間佛教更加注重眾中的修行,更加注重在眾中、在結緣中、在服務中檢驗自修和共修的成果,努力打破「把方法當成清靜之所」,從而超脫出「自己腦袋創造出的修行的那個境界」,因此提倡各種社會運動,社會活動也在此意義上而具有了修行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