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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座談「拭目以待的挑戰與機遇：人間佛教如何面對AI時代的降臨」
近代社會轉型時期。那時的西方文化蜂擁而至，給中國社會帶來文化層面的巨變，這使得中國傳統佛教必須重新調整自身的角色，這引發了人間佛教的改革。AI時代的到來，人間佛教需要敢於面對並迎接挑戰，這是這個時代的佛教改革議題之一。其次，李老師介紹了“第三次浪潮”的理論，他說第一次浪潮是原始社會一萬年前的農業革命；第二次浪潮是機器產生的工業革命；第三次浪潮則是電腦的出現，也就是資訊化的時代，而AI時代的到來，很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衝擊。李老師認為，曾經應對死亡焦慮的問題一直是宗教的範疇，而AI時代的到來很有可能動搖這一局面，因此我們討論AI時代下人間佛教的挑戰與機遇是非常必要的。 隨後，張文良教授.....
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第三屆人間佛教座談會綜合報導
由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主辦人間佛教座談會，為21世紀人間佛教高峰論壇。此座談會始於2014年6月13-15 日，同年12 月12-14日舉辦第二屆，旨在關注百餘年來佛教改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及佛光山僧團全球弘法實踐的寶貴經驗，邀請來自海內外的學者，如柏克萊大學榮譽教授 Lewis Lancaster、東京大學榮譽教授木村清孝、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賴永海教授、美國田納西大學宗教與亞洲研究所名譽教授 Miriam Levering 等數十位教授學者。並邀請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與學者暢談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大師指出人間佛教與自己、他人、社會、國家的關係是「家國為尊、生活合理、人事因緣、心意和樂」，會後並將學者發表之高見結集《開放》及《人間佛教宗要》二本書。
人間佛教的現世關懷
韋伯（M.Weber）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一書，探討基督新教的合理化發展與現代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選擇性的親近性，開啟宗教對現世文明影響分析之先河。韋伯晚年寫成的《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更進一步檢視不同宗教對現世經濟生活所抱持的態度，以突顯出基督新教現世宰治（inner-worldly mastery）的性格。
朱鏡宙居士與中國近現代佛教
星雲大師《百年佛緣》第50、51 節曾專門介紹近現代浙江籍的著名佛教居士朱鏡宙。在星雲大師看來，朱鏡宙的思想和立場屬於傳統派佛教，「雖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為了佛法，我們還是殊途同歸啊！」朱鏡宙居士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有著極為廣泛的交遊，他不僅皈依虛雲老和尚，同時還與包括太虛大師、法舫法師等著名的近現代佛教改革家以及星雲大師等都有過密切往來。朱鏡宙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的貢獻，正如星雲大師所說的，主要表現為「印經廣傳佛教」、「認真弘傳佛法」。本文簡單考察了朱鏡宙學佛及弘法經歷，分析了其佛學思想及其對中國現代佛教的貢獻。透過朱鏡宙中年以後的佛教人生，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潮發展演變的軌跡和脈絡，同時對於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也不無啟示或借鑑意義。
略談中國現代佛教新舊之爭中的江浙叢林
什麼是人間佛教﹖這是當代佛教界一個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課題。星雲大師曾多次說過：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人間佛教就是漢傳佛教。佛教產生自印度，傳入中國之後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有別於印度佛教的漢傳佛教傳統。清末民初以來，中國佛教走上改革與復興之路，人間佛教就是近現代佛教改革暨佛教現代化運動中出現的新佛教思潮。
「人生的佛教」與「死、鬼的佛教」——以近代江浙地區為中心
如果晚清民國以來的中國佛教經歷了所謂的衰落，那麼僧人從事商業化的經懺佛事，被時人和當代學者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也是推動近代佛教改革運動的一個起點。本文希望通過利用期刊報紙、公文檔案、回憶自傳等材料對江浙地區應赴僧人的生活和應赴佛事的內容作出的歷史考察，進而分析彼時僧團、民眾和政府各方如何看待佛教的經懺應赴以及其看法是否客觀。通過史料的挖掘我們認為近代經懺佛事除了諸多弊端和反對的聲音，僧團內部還有改革、辯護的呼聲，民間亦有較大的需求，政府的管控出於多方原因態度不明、實施不力，這部份解釋了為何作為衰落標誌和眾矢之的的經懺佛事在近代較長時段都未消除，甚至還頗為流行的原因。同時也啟發我們思考在近代佛教改革的經驗和遺產上，如何正視及如法地處理佛教在喪葬等宗教儀式上的傳統。
中西宗教改革之比較—從路德到加爾文與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
發生在歐洲的宗教改革，是一場大規模的精神革命和社會革命，西方現代性的自由思想、民族國家、民主政治、經濟倫理、科學理性精神和理性主義哲學等方面，皆有賴於其孕育和培植。而中國的佛教改革，肇始於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運動，在台灣亦方興未艾，成果卓著，重建佛教之信仰，扭轉明清以來佛教邊緣化之頹勢。而路德與太虛大師皆以理論見長，加爾文與星雲大師則都以非凡的實幹家聞名，且如果把這兩場宗教改革放在一個現代化的視域中，相較於各自的傳統宗教，考察它們如何做出創造性的闡發；教義強調的側重點不同之處；有哪些形式上的不同，發現它們相通之處頗多，足可玩味。
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理念之淵源及思想背景
人間佛教在當代踐行中，已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因此已然成為當代佛教信仰之主流。為此，本文回眸太虛大師首創「人生佛教」，為其弟子印順法師架構「人間佛教」義理體系與理路，作為其思想和觀念的基礎脈絡，尤其是嘗試回答：為何匡正、遏制佛教積重難返且日趨嚴重的世俗化、庸俗化傾向的佛教現代振興運動，恰恰最終落實於太虛大師所倡導的「人生佛教」及嗣後發揚光大的「人間佛教」信仰模式中？而佛教改革運動又為何恰恰與晚清民初的時代巨變與革命觀念洶湧澎湃相同步、相呼應？又是何種特殊的人生經歷，太虛大師被選擇並擔荷起首創「人生佛教」理念的使命？這些問題的回答，對於深入理解和正確把握「人間佛教」信仰模式的意趣、反省當代「人間佛教」信仰模式的得失與利弊，應是頗具價值的參照依據。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