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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海線絲綢之路》第二章 ——佛教的起源和傳播
佛教的歷史可追溯至其創始人釋迦牟尼佛，他是一位穿梭於恆河流域的苦行僧，透過教化，吸引了 大批追隨者。其所屬時期，同時也是恆河流域歷史上，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此處有一大片「雨林」覆蓋，其中一隅的三角洲，有世界上最大的紅樹林。恆河及其支流的沿岸，是印度次大陸「第二次城市化」的聚落代表區，根據考古遺蹟顯示，印度地區的「第一次城市化」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發生於印度河沿岸；「第二次城市化」則於公元前六世紀達到鼎盛期，城鎮遍布恆河盆地。人口中心區域之間的活躍貿易，奠定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基礎。
恆河之水——印度朝禮佛陀聖地
真俗相即：由《大乘起信論》論人間佛教之圓融性
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為求生存與發展而不斷改革，人間佛教應運而生，並取得了舉世矚目之成就。其所以能如此者，以義理觀照之，當在於其真俗並融、人佛兼攝之理念。佛教圓融思想，萌芽於印度，光大於中國，而《大乘起信論》承上啟下，尤為淵藪，對理解人間佛教之義理含蘊及歷史意義，極具啟發。本文試圖以《起信論》「一心開二門」說為依止，復以中國哲學傳統為參證，以彰顯人間佛教之圓融精神，指出其必然性、可能性、現實性，以及張力之化解，以期消除質疑、詮釋貢獻。據本文之梳理，人間佛教圓融精神同整個中國文化生命、哲學思想有莫大淵源，其圓融性復體現於三個維度：即出世即入世，即神聖即人生，即宗教即社會。
佛教回傳印度之比較研究 ── 達磨波羅大菩提會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本文基於2014年底筆者對印度新德里之大菩提會佛寺和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的訪問和訪談，以及相關文獻資料來討論。印度佛教自中世紀凋零，十九世紀後由達磨波羅及其大菩提會重新引入印度，大菩提會當年的努力及其在印度的發展狀況，既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背景，也是剛在印度起步的佛光山道場可以借鑑的寶貴財富。本文比較研究的主要方面包括歷史背景、弘法思想和弘法內容及方式。文章旨在對星雲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在印度的進一步繁榮，提供一些基於實地觀察和文獻資料的研究。
佛教造像之「人間性」研究
自佛教從印度傳來，佛教造像也一併傳入中國，而以石窟為主要建造場所。隨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佛教造像的材料和載體逐漸豐富。研究表明，佛教誕生初期的印度已有「人間性」造像，佛教東傳後，中國歷代能工巧匠更是對「人間性」造像進行修改和發展，使其符合中國式審美，表現中國本土文化和信仰。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第五章─結語
隨著現當代對亞洲地域政治和歷史觀點的改變，有關佛教從印度海岸向南中國海東傳的研究也隨之轉向──研究重點不再放在有著穩定邊境及中央集權型態的「帝國」上。過去古老「王國」主導三大流域和東南亞沿岸島嶼的敘述受到了挑戰，我們對緬甸的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泰國的湄南河流域（Chao Phraya basin）、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Mekong Delta）、柬埔寨，或是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半島、島嶼等區域過往治理方式的理解，產生重大的改變。
佛學研究與方法論——對現代佛學研究之省察
本文之目的主是對現代佛學研究的各方面表現，以方法論為線索，而加以考察，作一反省，以評其得失. 而題中所說的「現代」，則是指1820. 1830年代以來，日本與歐美方面的學者而言，其中亦有涉及印度與中國方面者. 至於在結構處理上，作者則先義界了佛學與佛學研究及佛學方法的不同，以標明其討論的對象. 繼而列舉了：一. 文獻學方法. 二. 考據學方法. 三. 思想史方法. 四. 哲學方法. 五. 維也納學派之方法. 六. 京都學派之方法. 論述其意義，作用及限制，並評其得失. 間或列舉歐美，日本學者在此方法上的研究成果，或敘述某一學派的歷史發展，最後並附帶提及了佛教的實踐修行法。
景德傳燈錄之研究
本文筆者依序介紹景德傳燈錄的宗旨，性質，著者，內容，歷史價值及其在禪宗的意義. 可擇錄出下面幾要點： 一. 「景德傳燈錄」列有52世1701人之祖師名及其法系，語句，實為集大成之一種史傳書籍。 二. 其旨在傳述各祖師之禪機語句，為學人參禪研究之絕佳指針。 三. 「景德傳燈錄」雖以敘述史實方式，將師資相承關係記載下來，但對百丈以前之印度與中國諸祖師之記載，則與史實不符; 因此不可視為史傳。 但因唐末宋初禪門，以為全是史實而予採信，於是以世尊之傳燈相承說為本，而示說當時之參禪學道要諦，因此點，而景德傳燈錄，始有重視之意義。 四. 從「景德傳燈錄」所述內容，可稱上是部「禪宗概說」，是自宋以來，中國，日本之禪的主泉源，故在禪宗發展史上有極大意義。
佛教回傳印度之比較研究——達磨波羅大菩提會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佛教戒律與佛教未來之發展
本文擬通過考察中國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與歷史演變，來探討分析佛教戒律與佛教未來發展的密切關係，並一方面說明佛教戒律對促進現代人日趨於善和提高道德品格，仍有積極的指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