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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性與現代性――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模式之現代性的證成(一)
考察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比較宗教學的理論，我們認為選擇親和性觀念是其整個理論的基石，它把入世的禁欲主義倫理與天職觀，以及作為社會擔綱者的中產階級連結起來，完整解釋了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借用這一概念，我們認為，人間性、方便之道以及居士群體之間的選擇親和性關係可能可以闡釋並證成人間佛教具有現代性。 這篇論文是系列論文的第一篇，先論述人間佛教的人間性。人間佛教主張回歸佛陀本懷，並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革。與傳統佛教相比，在理念方面，最大的改變，莫過於從朝向未來改變為朝向現世，從輕視、貶低、否定人間到人間度眾成為菩薩道首要且唯一的急務，人間性雖然具有豐富的傳統資源，但是其在現代的豐富開顯無疑是深具現代性的。
哲學詮釋學視域下現代人間佛教的 「傳統」智慧
現代人間佛教，我們在此是指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人間佛教思想及運動，也就是指從太虛大師作為首倡者，一直持續影響當今海峽兩岸的佛教文化，以佛教人本化、人生化、社會化作為理論標誌的佛教思潮及其存在。現代人間佛教從一開始就有改革傳統佛教積弊、適應現代社會文化需要的價值追求，也正是因此，在佛教界很多人一直視人間佛教為佛教的「新派」，與比較持有傳統立場的「舊派」對立。現代人間佛教誕生、發展的時代，也正是近現代中國社會進入急劇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的階段，現代人間佛教作為近現代中國文化大轉型這一整體背景下佛教思想信仰的一個代表，其自身推動轉型的特質，也易被人們更多地從與傳統對立的角度加以透視，甚至加以無端的放大。這也是為什麼許多關於現代人間佛教的研究著作，要不約而同地沿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宗教社會學及其比較宗教理論的理由。
人間佛教之跨學科研究暨應世之論述
德國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曾經批判包括佛教在內的東方宗教缺乏入世的政治智慧與經濟倫理，實際上也有很多學者反駁了韋伯的看法。有不少研究表明，佛教，甚至是印度佛教的發展中都表現出大量有關政治的論述，蘊含了豐富的政治智慧與倫理。
人間佛教的入世參與
近代西方基督新教與市民階級發展的特殊歷史經驗，開展出獨特的政治制度和理論，成為當代主流價值。韋伯宗教社會中關於基督新教與佛教的比較，長期以來影響學界對佛教與俗世政治關係的看法，佛教被認為是消極、遁世的宗教，無法正面面對當代政治發展。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主張「問政不干治」，此一態度開展出積極面對俗世眾人事務的態度。星雲大師從佛陀對現實政治的態度和主張，檢視人間佛教面對公民社會應有的政治態度，建立出入世參與的人間佛教價值立場。
人間佛教的現世關懷
基督新教經由喀爾文的預選說在教義上的改革，轉變為俗世內制欲的宗教，對信徒而言，救贖是上帝的恩寵，但會顯現在現世生活的規律性，以及有系統地克己並累積財富。於是，現世宰制的倫理態度，成就了系統性的現世合理化，讓基督新教成為近代現代化發展的推手。相形之下，佛教在關於救贖的不同層面，表現出來都與基督新教處於對立的立場。相較於基督新教是以神為中心、倫理的、現世的、制欲主義、特殊主義的，佛教則是宇宙中心、巫術的、出世的、神祕主義、普遍主義。而佛教的這些特性無法開展出現代資本主義，佛教遁世、消極的生活態度，被認為是東方世界經濟落後的主要因素。
佛教現代化及其「社會理性」—基於星雲大師和佛光山人間佛教的考察
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與宗教發展連繫緊密，借助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理性化相關論述，有助於探討現代化與當代佛教的多重互動關係，即佛教現代化與佛教「社會理性」的關係問題。佛教的「社會理性」是指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佛教共同信仰為基礎，以「功德共同體」為信仰行動中心，經由信仰方式與信仰實踐，所形成的普遍性信仰和制度化實踐特徵。星雲大師和佛光山的人間佛教，以其獨到的理念與實踐，極大促進佛教的現代化，發揚佛教的「社會理性」，從而構成一種具有社會理性的、個人與社會共修共業的、共同認同佛光山人間佛教理念的佛陀信仰共同體。因此，佛教「社會理性」的生成，既是佛教現代化的內在需要，亦是佛光山人間佛教「共修淨化人心」與社會宗旨的社會學本質。藉此亦可反思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理性化範式。
「社會理性」—佛教研究的新視角—從馬克斯‧韋伯的誤解說起
宗教理性化的概念，作為馬克斯•韋伯理想類型的研究方法之一，是韋伯宗教社會學體系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它主要是強調信仰的普遍性和信仰實踐的制度化，主張信仰的除魅，主張宗教信仰的社會實踐形式，並非某些特定個人的精神優越和信仰特權，而應當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無論何人都能夠基於信仰及其實踐方式，得以進入現實社會、日常生活。它的基本內涵，就是要求在信仰體系面前一視同仁，不分貴賤地共同覺悟。 佛教之相較於基督教，無論在信仰的選擇層面，還是在崇拜體系的構成方面，都存有很大的差異。可是，就宗教社會學的基本學術宗旨而言，它關懷的往往不是信仰以及信仰什麼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仰體系能夠對現實社會發生何種影響的問題，一種宗教信仰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路徑及其結果問題。 本文試析佛教的理性化問題，並不源自於西方基督教現象，而是中國人如何處理國家與個人信仰、社會與宗教構成、佛教信仰如何能夠進行社會實踐等現代性問題，而不局限於個人冥想、私人修持、覺悟自證。同時，這也關係到當代中國佛教研究的方法論，是關涉到中國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及其模式的重大問題。
星雲大師的「佛教經濟學」
佛教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儘管蘊含著豐富的經濟學思想，但幾乎很少有佛教學者敢於正面直視「經濟問題」，造成了諸多的迷茫和誤解。星雲大師以其幾十年的弘法體驗，第一次以一個佛教高僧的身分，向公眾「開示」佛教的經濟觀念，可謂融世間法與佛法於一體，不僅「直指人心」，頓開茅塞，而且「理事兼通」，經世致用，稀有難得。十九世紀的法國著名小說家巴爾扎克有句名言：「在每一筆巨大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罪惡。」也許解決「財富原罪」是一種世界性的難題，但無論如何，「淨財」比「橫財」對人類更能增加「幸福指數」，應當是一條財富倫理的「通則」。我們需要廣泛傳播真正讓人類受用的「淨財」理念。在這個意義上，星雲大師的「佛教經濟學」無疑是現代經濟學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星雲大師從「經世濟民」的高度綜合地看待經濟問題，用「聖財」、「淨財」來界定財富，用「因果法則」來指導「經商倫理」，並用「惜福」、「環保」來理財，這種佛教的經濟學思想不僅涵蓋了富蘭克林提出的「賺錢格言」，而且也顛覆了「韋伯難題」。今天，也許人們並不承認有所謂的「佛教經濟學」，但是看過星雲大師的相關論著以後，對於佛教的財富觀念、生財、理財之道，當一定不敢輕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