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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轉型作為一種身分敘事行動——佛光山人間佛教模式淺論
台灣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被視為現當代人間佛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被譽為開創了當代人間佛教的「星雲模式」，在海內外有著廣泛的影響。而隨著星雲大師作為佛光山教團制度敘事主要建構者角色的退隱，佛光山重新面臨因歷史敘事的斷裂而存在可能的制度轉型危機。本文結合敘事理論和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把制度轉型作為一種身分敘事行動，討論佛光山人間佛教模式的相關制度實踐問題。
一部新時代的佛教類書——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佛教經藏可謂「文積巨萬，簡累大千」，佛教的教義與相關的生活內容也是條流深廣，卒難詳覽，於是中國佛教的書寫傳統中，就有了一類可以稱作「類書」的佛教典籍，即把佛教的歷史、法義、修行儀軌及日常生活制度等事項，以類編排，並簡明扼要、辭略意曉地對所擇選的條目內涵進行釋義。從形式上看，這類佛教圖書是作為一般信眾初入門的指導書籍；實際上，一部有特色的佛教類書是集佛教的歷史與義理知識、修行與生活軌範等諸多方面為一體的綜合性佛教百科全書。
儒、釋、道關係在近現代社會的延續與展開—以星雲大師的「三教一家」為核心
自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之說流行之始，儒、釋、道三教在衝突融合中，逐漸形成以儒、釋、道為核心的、相對穩定的中華傳統文化格局。近代以來，儒、釋、道三教在傳統文化本位的基礎上積極借鑑西學理論與方法，努力促成三教的復甦與新融和。作為人間佛教的繼承者與實踐者，星雲大師提出「三教一家、五教圓融」的三教觀，在繼承傳統三教模式的基礎上，構建具有佛教特色的「五教圓融」體系，不僅為傳統儒、釋、道三教關係注入新時代活力，同時也為當代國學發展提供新模式與新視角。星雲大師的「三教一家」理論，提倡傳統儒、釋、道應積極地在社會意識型態建構與社會制度完善層面，提出中華文化所獨有的解決良方，而「五教圓融」的宗教觀則是在「同體共生」理念的宣導下，積極推動各個宗教的交流與對話，在堅持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追求文化多樣性。另外，星雲大師充分發揮人間佛教「護國利生、淑世致用」的實踐特色，推動人間佛教沿著人間化、生活化、制度化、現代化與國際化方向發展。
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近幾十年國際學界有關佛教社會史研究現狀，呈現出宗教社會學、社會史、佛教宗派史交叉融合視域下的「佛教整體」和「佛教中國化」研究。本文強調了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應該重視「生活」、「主體」、「內在」三種轉向，確定以「僧眾」為「關係主體」、「實踐生活主體」、「方法主體」，以僧眾的「信仰」、「思想」、「制度」為思想內涵，以信仰生活、制度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物質生活、寺院經濟、寺院空間等為主要內容，建構以僧眾為中心的「長時段」、「結構性」、「整體性」中國佛教史研究，呈現出一幅「具體的」、「鮮活的」、「有血肉的」中國佛教僧眾的社會生活圖景。
現代泰國上座部僧團教育的兩次更革 附論：與台灣佛光山教育作對比
泰國佛教僧團在現代南傳上座部佛教當中，可以說，已經在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歷程中取得初步的成功。在此一初見成效的轉型中，僧團的宗教教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本身既是轉型的其中一個關鍵環節，但同時也是推動僧團轉型的主要動力與手段之一，泰國上座部在僧侶教育上，採取傳統與現代雙軌並行的方式，既有僧團傳統的叢林教育，亦同時採納現代社會的大學觀念及制度。本文即以此為主題，討論現代泰國僧團教育的演變及其與社會的關係。並且在最後的附論環節與台灣佛光山教團的佛教教育作扼要的對比，有助彼此的理解，拉近南、北傳佛教之間的距離。
從星雲大師身上看到佛光山的管理風格
舉凡生活中的事事物物，只要牽涉到選擇、決定，就必然要涉及「管理」的工作。大要地說，「管理」有三個重要的部分：第一，選擇想要達到的目標，並且妥善運用環境因緣，訂定達成目標的程序、進度，稱之為計畫；第二，根據計畫所預定的內涵，運用資源、領導人力、掌握進度、隨時應變，以有效達成計畫的目標，稱之為執行；第三，將實際完成的結果對照計畫預定目標，分析檢討，稱之為考核。本文不在於敘述星雲大師對於「管理」的言論和主張，而是專注於觀察星雲大師對於「管理」的實踐與成就。
人間佛教的藍圖（上）
人間佛教的建設，在佛教界已經逐漸達成共識了！大陸、台灣、香港都在發揚人間佛教，自無疑義；日本雖無人間佛教的口號，但其所行所為，例如寺院的開放、僧侶參加社會事業、檀家制度的設立，以及佛教界創辦大學、開設百貨公司等，也都充滿了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具體實踐。乃至韓國也把古老的教團逐漸現代化，例如成立電視台等等，未來走上人間佛教的路線，這也是時代的自然趨勢。
人間佛教的入世參與
近代西方基督新教與市民階級發展的特殊歷史經驗，開展出獨特的政治制度和理論，成為當代主流價值。韋伯宗教社會中關於基督新教與佛教的比較，長期以來影響學界對佛教與俗世政治關係的看法，佛教被認為是消極、遁世的宗教，無法正面面對當代政治發展。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主張「問政不干治」，此一態度開展出積極面對俗世眾人事務的態度。星雲大師從佛陀對現實政治的態度和主張，檢視人間佛教面對公民社會應有的政治態度，建立出入世參與的人間佛教價值立場。
智圓的「秩序之學」與近世佛教的職能定位
伴隨著唐宋變革而來的近世化，宋代佛教處於一「制度社會」中。為應對由此產生的合法性之危機，宋初天台佛教通過「山家山外」之爭而更早開展了一「自覺」的反思，藉此定位佛教身分職能，從而參與對制度社會的建設。相對山家知禮的「行懺」路徑，智圓乃是要以「治心」之學定位佛教職能，以此最徹底地實現佛教的「祛魅」。智圓的「秩序之學」雖是應對「近世化」的工作，然不只具有思想史研究的價值，對於回應「現代性」議題的當代人間佛教也有一啟示意義。
比丘尼僧團的發展
五十多年前，我初到台灣的時候，見到比丘尼們一輩子在寺院裡清理灑掃，在家女性也總是躲在道場的廚房裡燒煮炊爨，心中頗不以為然，於是我開始訓練佛教婦女們從事各種佛教事業，發覺女眾具有耐煩細心的特質，做起事來絲毫不讓鬚眉。所以，初建佛光山的時候，我就喊出「四眾共有，僧信平等」的口號，我不但設立佛學院，讓有心學佛的男、女二眾都能入學就讀，而且訂出規章制度，讓比丘、比丘尼們都享有同等的權利義務，讓在家、出家的弟子們都有加入僧團，參與寺務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