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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星雲大師佛教教育思想與實踐――以香港佛光道場義工教育為例
人間佛教是當代漢傳佛教發展的主流，星雲大師創立的佛光山是實踐人間佛教的典型代表。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思想運用到實踐之中，先後在世界各地建立分道場，革新佛教發展理念，拉近信眾和僧團之間距離，對人間佛教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創新。本文以佛光山在香港的分道場――香港佛光道場為個案，結合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理念、香港的社會處境以及道場的環境組織，通過分析道場的人員組織，教育活動課程的安排及考核方式，探討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教育思想，尤其是義工教育思想及實踐，從而進一步揭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教育的方式和特點。
從星雲大師的飲食觀淺論佛光山的飲食文化
「吃飯」，在佛門是一種修行，也是度眾的方便法門之一。筆者自2001年奉佛光山調派，擔任大師之飲食侍者一職。由於隨侍大師左右，自詡猶如佛世時代，阿難乃能親事佛陀一般，將佛陀之言教如是我聞的背誦出來，是我撰寫本篇論文的動機。本文嘗試以星雲大師的飲食習慣和觀點作為基礎，從大師日常生活當中，整理出平時對弟子們的開示與勉勵，進而解讀佛光山的飲食文化之特色，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和推廣相呼應與印證是為初衷。文本架構將先從佛教僧團之飲食傳統與演變來作說明，接著再從佛光山的飲食文化來切入，繼而探討星雲大師的飲食蘊味，並從大師的飲食觀中來論述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性格。
佛教的前途在哪裡
佛教講究行解並重、福慧雙修、動靜一如、悲智雙運的融和德行。但因在弘傳時有地域、風俗、民情、時間等的不同，還有個人修持的法門不一，致有所謂南傳北傳、顯教密教、禪宗淨土等宗派之別，但大家所信奉的佛陀卻只是一個。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將信仰自我設限，而使佛教的僧團分裂。 說到融和尊重，中國佛教不愧為大乘教區，在許多方面可以看到。如：南傳的比丘到大乘的國度來，大乘的佛教界對他們都非常禮遇。反之，大乘佛教的比丘到南傳的國度，所受的待遇卻如一般信徒。以聖印法師為例，他在中國佛教界是相當受尊敬的大德，最近在泰國受小乘比丘之法，大乘的中國佛教界並不介意，反而是南傳比丘來受中國大乘教法，他們不僅不肯認定，而且必定會非常計較。再論密教的活佛、仁波切對顯教的態度也是一樣，他們認為顯教僧信受密教的灌頂為理所當然，但密教的喇嘛皈依顯教則不應該。佛教發展至今，成為世界性的宗教，已不容許各宗各派自高自大，應該融和尊重，才能更成其大。
佛教叢林語言規範
語言是一種藝術，運用得體，則人際關係和諧，人生旅途平順多采；表達不當，則容易引起誤會和紛爭，傷人又不利己。其實，中國原為禮義之邦，在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之下，長幼有序，應對進退亦不乖舛。不過，隨著時代的遞變，在民主自由的浪潮下，許多人已不太會「說話」，常常率性脫口而出，其無視場合，不懂分寸，粗氣魯莽之語言表達，常令人咋舌！所以說：「縱然周知天下事，不知進退，總是愚人。」 佛教僧團有著獨特的組織和制度，傳入中國之後，東晉道安大師制定了中國佛教第一部僧制，也是清規的《僧尼軌範》，到了唐代又有百丈創立《百丈清規》，於是叢林便有了在日常生活、修持、行事準則，與語言表達上，可茲依循的禮儀規範。
《十大弟子傳》與「新僧」星雲的僧團理念
星雲大師一生高度重視僧團的建設和弟子的培養，而此種理念從其早年著作《十大弟子傳》中的敘事已見端倪。仔細品味《十大弟子傳》及其寫作背景，我們可以發現，星雲大師是在末法意識下蒐集材料，進行《十大弟子傳》的寫作，其材料選擇和敘事傾向，均突顯了星雲大師禮敬先賢的用意和星雲大師個人的僧團理念。
擴大僧團暨建立學術研究機制
將同一興趣領域的學者組成研究小隊，提供經費，舉辦固定例會，討論研究心得，一年兩年之後舉辦會議，發表成果，為佛教理論創造新面貌，殊為美事。學術界不乏會議之舉辦，但難有細水長流的深度交談，唯有在小團體內時常碰面，才能互相撞擊，創造新理論。
叢林制度與禪宗教育
叢林清規源自佛陀親訂的律儀制度，是佛教僧團制度的根本. 百丈懷海禪師創立禪宗叢林，制度清規; 晚唐以後隨著禪宗風行天下，自此不問宗派，凡是寺院為調和大眾，安定秩序，無不實行叢林制度. 於是百丈所定清規，成中國佛教通行規範; 百丈清規不惟保持佛教傳統制度，並具傳統教育精神，建立起崇尚六和合，師道尊嚴的新社會規範. 禪的教育乃是高雅，神秘，絕不是言語所能詮示，故無言無說是禪的根本法，因此禪必需親身去體驗，才能體會到真滋味. 故禪門大德啟迪學者時，常以離言掃相的機鋒來彰顯自己心靈上所印證的絕對境界，破除學者意識上的分別知見. 百丈清規以身教為主，一切佛事都以身作則，不惟做到解行並進，並以力行為重，故其教育精神與禪宗教育實為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