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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中的具身倫理與生命秩序—以星雲大師生命權利思想為中心
在面向社會性、人間性和生活性的佛教現代化發展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宣導的「生命權利」和「眾生生權」等超越性倫理關懷,既適應了文明轉型與身份敘事轉化,也是身體倫理和社會現實生命需求的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出的「下一個是生權時代,重視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發揚了生命和諧、歡喜與超越的積極因素,人間佛教修行的身體實踐則推動了人們敬畏心態的形成, 以佛教關於生命之果報輪回的敬畏作為仲介,通過對因果、緣分、生命、規則等倫理實踐,轉化生成為一種穩定化的生命倫理秩序,進而使得對因果的敬畏和生命的關懷最終成為了現代文明秩序的核心構成。敬畏心態是社會倫理、良心和道德形成的基礎,沒有敬畏,社會的道德、良心、文明秩序也就難以生成。由此,個體的、具身化的敬畏和群體的、社會的敬畏,是佛教在人間實踐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對於生命主體的自我覺悟和 解脫,對於生命自由、生命權利實踐與人們對現實生命需求的滿足都具有重要意義。
人間佛教生死學的實踐—以「葬式」為中心
「葬式」是「喪葬儀式」的簡稱,在佛門相當於「佛事」的概念。歷史上,「經懺佛事」的普及化也是佛教社會化的過程,社會化是人間佛教最典型的特點之一。有人將近世佛教墮落的原因歸於經懺佛事的氾濫,是對因果的顛倒。在人間佛教運動早期,經懺佛事的改革遭遇了冷遇,直到星雲大師帶領佛光山對經懺佛事進行了一系列從觀念到制度的改革,才產生了許多相當喜人的成果。佛光山菩薩教團是這些成果的重要保障,寺院在喪葬服務方面尤其不可替代的功能,認識到人間佛教人間性和超人間性的關係是認識人間佛教與生死學關係的關鍵。
藏傳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和影響
從《百年佛緣》看星雲大師弘法創新及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播的啟示
經歷過近代佛教的衰落,佛教在台灣卻有了長足的發展,這與台灣佛教界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特別是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在佛法弘傳中不拘泥於傳統模式,不斷創新。在弘法之初就積極推動佛教青年運動,為古老的佛教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對待作為佛教徒主體的女性問題上,星雲大師做到了真正的眾生平等,給了許多優秀女性發光發熱的廣闊舞台;面對大眾,星雲大師選擇了直入人心的通俗文字和語言,讓佛教真正走入了日常生活,這些都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人間佛教與儒佛交融——以太虛和星雲大師為中心
在中國佛教界對人間佛教理論的完善和實踐展開過程中,體現了與儒學思想相融合的特點,雖然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曾經歷過儒學化的過程,但人間佛教再次關注到與儒學的思想聯繫,這種融合體現在諸多的方面,此文以比較性的方法,將這種融合歸納為七個方面,即人間佛教的人本特色與儒學的人本主義的融合、人間佛教的倫理思想與儒家的倫理觀的融合、人間佛教的「入世」品格與儒學的入世精神的融合、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與儒家的大同理想的相融、人間佛教的成佛境界與儒學的成聖理想的相融通、人間佛教的契理契機方法與儒學的經權結合方法的相通以及人間佛教的實踐品格與儒學的重行傳統的相通等等,人間佛教這種儒佛交融特點有其重要的意義。
「人生的佛教」與「死、鬼的佛教」——以近代江浙地區為中心
如果晚清民國以來的中國佛教經歷了所謂的衰落,那麼僧人從事商業化的經懺佛事,被時人和當代學者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也是推動近代佛教改革運動的一個起點。本文希望通過利用期刊報紙、公文檔案、回憶自傳等材料對江浙地區應赴僧人的生活和應赴佛事的內容作出的歷史考察,進而分析彼時僧團、民眾和政府各方如何看待佛教的經懺應赴以及其看法是否客觀。通過史料的挖掘我們認為近代經懺佛事除了諸多弊端和反對的聲音,僧團內部還有改革、辯護的呼聲,民間亦有較大的需求,政府的管控出於多方原因態度不明、實施不力,這部份解釋了為何作為衰落標誌和眾矢之的的經懺佛事在近代較長時段都未消除,甚至還頗為流行的原因。同時也啟發我們思考在近代佛教改革的經驗和遺產上,如何正視及如法地處理佛教在喪葬等宗教儀式上的傳統。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與中國夢
中國夢是黨的十八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星雲大師多次闡釋他對中國夢的理解和人間佛教與中國夢的關係,他關於中國夢最系統的闡述是2014年2月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兩岸各界人士座談會」上針對「中國夢與人間佛教」的四點意見:發揚中華文化要加強軟實力的建設、兩岸和平要以五和為基礎、心靈富足要實踐三好四給、人間佛教有益於國家社會。這四點意見既是大師對中國夢的建議,也是大師人間佛教實踐的總結,大師的佛教文化事業正是自覺地踐行中國夢。人間佛教既是中國夢的重要理論資源,又可成為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助力。
熟悉的陌生人:兩岸宗教交流中的星雲模式
星雲大師多年來對推動兩岸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講經弘法、學術交流,以及慈善事業等方面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可以說大師是當之無愧的兩岸和平使者。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在理論上來源於大陸佛教傳統,但是他的實踐卻又有著現代的思考和關懷。對於大陸來說,他既是熟悉的、親切的,又是陌生的、新鮮的。為此,本文稱他為「熟悉的陌生人」。本文以宜興大覺寺的重建為例來說明星雲大師在兩岸交流中的獨特角色。大覺寺復建之後,對當地文化起了很大的淨化作用,尤其是傳播佛教文化、淨化人心的努力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在星雲大師所帶來的人間佛教進入本地的過程中,地方原有的佛教傳統與信仰逐漸被喚醒、創建與發明,星雲大師起到了一種文化合力的作用,進而影響到當地的當代文化建設導向。另外,在與大陸的交往中,星雲大師作為一位「熟悉的陌生人」,扮演了一個創造性又有挑戰性的角色,大陸民眾對星雲大師的歡迎、接納、崇敬,甚至是追隨,說明地方信仰傳統已經實現了文化的「疊加」和「新習俗的創造」。
略論《玉琳國師》中的佛教故事—兼談人間佛教思想
《玉琳國師》是星雲大師以弘揚人間佛教為宗旨,於1953 年創作的一部小說。這部作品講述瑰麗奇詭的佛教故事,它有別於星雲大師的散文、詩詞、議論文等其他作品,對於探求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文學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從小說中的三種佛教故事及其傳達的人間佛教思想兩個維度展開。其中,佛教故事是弘揚人間佛教的善巧方便,主要包括神通、因果輪迴和修行歷練三類,而小說中所呈現的人間佛教的思想,主要包括弘揚世間法、出世間法,及世、出世間不二的三個方面。
佛教對青年弘化的台灣經驗—以佛光山為中心考察中文
台灣佛教在過去的六十年來經過從衰頹走向興盛的歷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台灣佛教界重視培養青年僧才,且依靠青年、面向青年,以佛學講座、禪修體驗與參訪遊學多種適合青年的形式弘傳佛法。其理念、方式與經驗,對當前中國大陸弘揚傳統優秀文化以及佛教,改變佛教老齡化的現狀,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