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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與個人命運
拙文〈創造人類眾生命運共同體：業報緣起論的觀照〉，論證了共業與別業關係與「惡必有惡報」，本文為其姐妹篇，與「三好」緊密連繫，旨在論證「善有善報」，及其與悲智雙修，改善別業，從而改善個人命運的關聯。社會行為分析把人的行為區分成由本能、習俗習慣、情感、理智驅動四大類，這一分析與業報緣起論相結合，充分揭示了其中除了悲心造善業、智慧成就善果之外，個人的日常行為大多皆是果報難以確定的無記業，又至少失誤了一次人生轉捩窗口，難怪命運多舛。運用智慧去改善個體命運，應在當下緊緊把握少年求學、青年求偶、中年成就事業、老年安詳捨離的窗口期，參與三好的過程也就是站在了善人、善知識及貴人聚集的路口，這些窗口路口看似平平無奇，卻關乎命運轉折，最宜珍惜。命運的「吉」，正是「三好」的好，衍為恰好，即中道智慧體現。「凶」，即「無記」難預知的災、病、禍等，其中由自然力造成之天災憑藉科學技術知識亦能消減，而要消減由人類眾生宿業造成的病、禍，且轉禍為福，只能靠悲智雙運，這就是好命所在。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星雲大師於1998 年正式公開倡導「三好運動」，邀請時任副總統連戰先生共同推動。本文主要說明兩個主要問題：一是「三好運動」的倡導及其影響，其中論及近代最早提出「三好」的印光大師，其所述「三好」的內涵大抵配合念佛法門，希望信眾依此而增上，積累往生資。再者，闡述星雲大師對於「三好」的再詮釋與創新。「三好運動」在台灣社會已人人耳熟能詳，還在世界五大洲推展。「三好運動」從自身的修鍊，進而達到社會、國家的安定，引領我們邁向清淨的國土。 二是推動「三好運動」與政治關係解疑，其中論及邀請國家掌權者而引發的相關問題，無須諱言，即牽涉到「政治和尚」這種汙名化的問題。由「政治和尚」問題，反溯中國早期道安法師所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重新解讀，間中以智顗大師、宗密大師、太虛大師等人的例子作出說明，並重新檢討「政治和尚」此詞的內涵，解疑星雲大師是「政治和尚」的說法。
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三好」感懷
說到「三好」，一般人們熟悉的是學校教育中提倡的「三好」，就是所謂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也就是在思想品德、知識學習、身體健康三個方面都達到優秀，這樣的學生就叫做「三好生」。不過，我們這裡講的「三好」，並不是學校教育的目標，而是星雲大師對佛教徒和社會各界發出的號召，要求大家都來「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使「三好」成為大眾參與的社會運動，從而達到淨化人心、改善社會的效果。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三）
本節來談談台南開元寺派崛起的經過。台南海會寺（即今開元寺）建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在北園別館基礎上修建的「官寺」之一。 從最初延聘泉州僧志中禪師及其弟子起，開元寺傳承迄今不輟。但是，約在乾隆末年、嘉慶初年時，其法派卻從最初的曹洞宗轉為臨濟宗，可見其法派並沒有一貫。日本殖民統治之初，其門下僧侶到鼓山湧泉寺受戒，雖也受法臨濟，但與清代之臨濟宗派屬不同支系。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佛教瞑想論》第三講
佛教的瞑想到後來是如何傳布的呢？有了哪些新發展？東亞的中國是以怎樣的方式接受從南亞印度傳入的佛教呢？又如何理解這些瞑想的修行法門？這一章圍繞以上內容來探討。
《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學習管理學
佛教裡有八萬四千法門，法法都是一門管理，幫助我們成就佛道、圓滿自覺。對年輕人來說，最好的學習典範，就是《華嚴經》中的有為青年―善財童子。在五十三參當中，有一些值得我們學習上參考的，好比生活裡面的運用、做人處事的關係等，我以十點來貢獻給大家。
接班人養成計畫（外三章）
適才適所：奠定永續經營基石（外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