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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於世間的頭陀―略說星雲大師之佛教史地位
從礦石中淬煉的翡翠 ——讀星雲大師九五華誕感懷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觀察思考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歷程，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3 年至2008 年，星雲大師八次印度朝聖之旅，逐漸堅定了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決心，而大師及其徒眾對回傳途徑和方式的探索亦初見成效，由此形成初步的回傳方案。第二個階段以2008 年德里文教中心的成立為標誌，人間佛教回傳印度，進入建寺辦學、慈善義診、文化交流，以及協調在全印度的弘法之深耕階段，人間佛教的本土化於此展開。
馬來亞大學設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人間佛教在中國大陸的功能轉型
2018年，中國大陸的佛教徒（包含共產黨允許的其他宗教），應可慶祝一場值得緬懷的週年紀念：就在40 年前，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恢復大陸宗教修持活動議案，此為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宗教受到全面性壓制之後的一個新開始。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慧遠鳩摩羅什之爭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
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國佛教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者，無不對這一事件給予極大的關注。以《大乘大義章》為中心，詳盡地分析和研究這兩位佛學大師之間的往返問答和思想差異，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應地，在這一研究領域，學術界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儘管對某一問某一答等細節的具體分析上，學者們間或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來說，前輩學者們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得詳盡完備了。倘若再就事論事地對《大乘大義章》的記述進行分疏，恐怕並沒有多少下足的餘地。
人間佛教與儒家思想——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為中心
人間佛教是當今中國佛教發展中最為顯著的潮流。而人間佛教之所以能夠形成、能夠有大發展，固然是由於人間佛教的提倡者發掘和彰顯了佛教經典中過去往往被忽視的人間性內容，強調這些內容是佛教的精髓，是應當奉行的，即所謂的「契理」；但更重要的是，人間佛教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在堅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必須對傳統佛教思想進行創新轉化，並努力付諸實踐，即所謂「契機」。而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就需要廣泛吸收佛教之外的宗教思想或哲學學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採取會通佛儒的方法，吸收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底色和主要內容的儒家思想。本文的重心即在於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為主，闡述人間佛教在形成、發展過程中與儒家思想的關聯。
星雲大師對般若智慧的現代詮釋——以其《般若經》著述為中心
本文通過星雲大師對《心經》與《金剛經》的現代詮釋著作，探討般若智慧在人間佛教的重要意義。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弘傳適應現代人需要的佛法，以通俗易解的方式講說法義，這種大眾能解、能行的教說非是淺層世俗善法，大師強調般若智慧為其根據，能與般若結合的修行始相應於真實「佛法」。星雲大師指導般若智慧的淺深差別內涵，可用「緣起性空」概括其意旨。運用深入淺出的現代詮釋，引領行者由淺入深進入般若堂奧。星雲大師並將般若空義、佛性思想與禪宗心性思想進行融通，空性的體證是開顯佛性、清淨心的關鑰。大乘般若空慧是全然無執的精神境界，由「真空」以顯「妙有」，無量無邊的智慧作用使具足一切功德的佛智全體豁顯。星雲大師提點行者，人人本來圓具智慧潛能，透過人間的佛法實踐，發揮般若的覺照力量，獲致身心的自在安樂，不疲厭地在生死世間完成自覺利他的菩薩道修學功課。
人間佛教思潮中的菩薩戒思想——以太虛為中心的考察
一般認為，人間佛教是近代以來漢傳佛教的主流思潮，人間佛教的概念最早由太虛大師（1889-1944）正式提出，其弟子印順（1906-2005）進行了系統闡釋，此後，佛教界以人間佛教為旗幟，大力促進佛教的現代化轉型。人間佛教無論是在理論、修行還是戒律僧制方面，都與傳統佛教存在諸多差異。教界與學界對這一問題已經進行了數量眾多、質量精深的研究。有學者總結道：「與傳統佛教相比較，人間佛教由重生死、重出世轉為重現實人生、重入世，由以僧人為本位轉為以社會成員為本位，由追求彼岸淨土轉為建設現世淨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