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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之在地化實踐―論新加坡漢傳佛教的「知識化」與「組織化」
新加坡開埠初期，已有華族僧人出任閩幫總部恆山亭之住持，但其宗教任務僅僅是替來自漳州、泉州的移民富商籌募油資、管理香火和看顧義塚，並不具備傳播佛教教義之可能性。實際上，恆山亭內不僅沒供奉佛像，其主神還是新馬華人普遍信仰的福德正神，俗稱「大伯公」，左右兩側是城隍爺和註生娘娘，明顯地屬於民間信仰之神廟，足見其住持雖被冠以「和尚」之名，卻無佛教內涵之實。
佛教造像之「人間性」研究
自佛教從印度傳來，佛教造像也一併傳入中國，而以石窟為主要建造場所。隨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佛教造像的材料和載體逐漸豐富。研究表明，佛教誕生初期的印度已有「人間性」造像，佛教東傳後，中國歷代能工巧匠更是對「人間性」造像進行修改和發展，使其符合中國式審美，表現中國本土文化和信仰。
淺議維摩詰之形象——以鳩摩羅什譯本為例
《維摩詰經》全稱《維摩詰所說經》，又名《維摩經》、《淨名經》、《不可思議解脫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也是漢譯佛經中，文學性較強且對中國文人及其文學創作影響較大的佛經之一。該經前後七譯，今僅存三個譯本，分別是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在這三個譯本中，鳩摩羅什的譯文義理信達、簡潔平易、生動曉暢、文學性極強，正如胡適所說：「他（鳩摩羅什）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委曲婉轉，務求達意，即此一點求真實求明顯的誠意便是真文學的根苗了。」
從圓仁入唐求法巡禮經歷看大運河與海路之連接
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經歷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歷可分為遊歷與求法兩方面。借由圓仁遊歷視角，海上絲路與大運河至少在唐代時已實現了客觀上的有效溝通。經由圓仁求法視域，海上絲路可通過部分居留處實現經由大運河與其他陸上絲路連接，為實現中外佛教文化的思想連繫搭建了橋梁。這些特殊交通樞紐位置中的佛教交流，也為圓仁的佛教融合與改造思想提供了精神內核。無論是遊歷抑或是求法，最本質的特徵是其中所蘊含的人間佛教的交流性，通過河海間「融合尊重」的交流，可匯成人間佛教學的信仰合力，實現信仰之躍。
〈台灣佛教新史〉之二十二─皇民化與「寺廟整理運動」
日本帝國正式在台灣實施真正民眾組織化、「皇民化」政策，是在1931 年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以後，依照時間序，分別是1932 年指導部落（村里），以及臺中州部落振興會的結成；1934 年的「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促進了部落振興運動；11935年以改善「陋習」為名、打破舊慣信仰的運動開始，隨著戰爭氣氛漸高，誕生「皇民奉公會」，在「皇民化運動」的名義下，進行台灣住民諸習慣日本化的運動。
星雲大師「人間淨土」之語境意涵與弘化界域
星雲大師多年來致力建設「生活樂趣、財富豐足、慈悲道德、眷屬和敬、大乘普濟、佛國淨土」的「人間佛教」，而「人間佛教旨在建設人間淨土，讓每個人都能現證法喜安樂，在現世就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可見「依眾生需要為需要，並能散播希望、信心、歡喜的種子，將生活融入佛法，當下的淨土就是實踐人間佛教而成就的」。因此，星雲大師不僅「發願生生世世來此娑婆度化眾生」，更「把全副心思集中在人間淨土的建設上」，由是「希望佛教的發展能夠蓬勃興隆，盡自己的力量給人利益，希望在眾緣所成之下，實現人間淨土的理想」。6 凡此咸證人間佛教以「建設人間淨土」為終極目標。
想當年「高雄壽山寺」—苓雅寮信眾精神寄託之地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之學術詮釋與省思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是一部結合理論建構與實踐歷程的宗教思想巨作，全面記錄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理念、組織建設與全球拓展的歷程。本文從學術研究角度出發，透過宗教思想史、社會學與跨文化交流等觀點，系統梳理本書所呈現的人間佛教理論體系、文化教育慈善實踐、僧信制度建設、現代化與國際化發展策 略，以及對台灣佛教轉型的深遠影響。進而指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不僅是星雲大師個人修行與弘法的總結，也是人間佛教作為當代宗教現代化、全球化範式的重要文本，展現了宗教回應現代社會與未來挑戰的積極可能性。
「大乘」觀念的嬗變與人間佛教的圓融特質
大乘佛教，一般認為是隨著《般若經》等大乘經典的出現而興起的思潮，時間在公元前後。在古代印度，大乘與被貶為小乘的阿毗達磨佛教之間，在教義面上雖然界限分明，但在教團生活中，信奉和研習大乘經論者，同樣信奉原始佛教以來的佛教戒律，與部派佛教信奉者一起生活，並不存在獨立的大乘佛教僧團。
從《大乘起信論》談生命的覺．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