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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法——從《真現實論》到《佛法真義》
《真現實論》（1927年10月在杭州靈隱寺撰著）是人生佛教的理論倡導者太虛大師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太虛大師對人生佛教理論構建，並不是一時一地的應機說教，而是基於一種全新而系統的理論闡述。其具體標誌，就是更為完善地提出了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而太虛本人更是自許為「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者」。
星雲真善美傳播獎暨華人媒體論壇
人間佛教理論的精要讀本——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在為吳華博士《民國成都佛教研究（1921-1949）》所寫序中，我曾強調：「中華民國的建立，不只是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體制，同時還把封建體制下凝固的文化傳統擺在了新時代的激變與轉折之中。新型的民主共和體制，要求國家政權與文化與此相應，舊有的一切適應封建體制的政治結構與文化傳統通通需要轉變自身。」佛教作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最有影響力的宗教，顯然也須要轉變自身，以順應此一時代巨變的社會訴求。
般若思想與人間佛教——星雲大師對《金剛經》要義的解明
《金剛經講話》、《成就的祕訣》是星雲大師疏解《金剛經》的重要著作，集中闡述了般若思想與人間佛教之內在義理關聯。在《金剛經》要義的解明中，星雲大師把「般若波羅蜜」法門理解為一種清淨光明、解脫自在的生活方式。星雲大師認為，般若不在別處，即在《金剛經》的序分提到的日用行事、穿衣吃飯之當下生活。人間行者的般若生活不執著一切而能包容一切、成就一切，不執著施者、受者、施物、果報而「三輪清淨」，真正實踐「無相布施」；不執著我、我所，而以廣大無限的慈悲心「無我度生」，以種種善巧方便護念一切眾生；不住一切有為無為法，降伏種種妄想散動，內心清淨自在而「無住生活」；不貪求聖賢果位、不失本具菩提般若之智、了不可得地修一切善法而踐行「無得而修」，修無所得行、證無所得果；般若的生活讓人的生命存在真正趣向清淨解脫。星雲大師認為，《金剛經》的般若法門即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這是佛說的，也是人要的，能使生活趣於淨化、使人生趣於善美，因此，般若是人間佛教的智慧之源。
人間佛教何以可能？
《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以通俗的言語，頗具智慧地回應了「人間佛教何以可能」這一重大的歷史課題和現實課題。佛教擁有「人間化」的強大基因，佛陀所開示的一切教法，都是為了增進人間的幸福與安樂，所以，「佛教」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人間佛教」。對於佛教根本教義過於「消極的」詮釋，不利於佛教的人間化，於是，對之進行「積極的」詮釋，顯得尤為必要。佛教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經驗告誡人們，只有秉承人間化這一佛陀本懷，沿著本土化的路徑，佛法真義才能發揚光大，佛教也才能傳揚開來並發揮積極的影響。當代人間佛教呈現出多維推動的態勢，可視為向佛陀本懷回歸的成功嘗試，於此也初步顯示出了人間佛教的時代價值。
從「持戒」到「給人因緣」——《佛法真義》與星雲大師的「佛教仁學」
人間佛教乃是當代漢語佛教的主導形態，其中，由星雲大師領導的台灣佛光山系統，是世人公認最為成功的典範。筆者曾撰文指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不是星雲大師一人之思想，而可視為是全球化時代漢語佛教對現代性的一個「集體性」思想應對，故有其新的佛教形態學的意義。從規範性的角度說，此一新的佛教形態學即是「佛教仁學」，乃是人間佛教行者基於佛教的般若智慧與慈悲精神，將中華「仁學」原則自覺地接納，進而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最徹底地貫徹落實之的形態表現。對於「佛教仁學」形態的有效性、局限以及未來發展，自然仍有討論的空間，這裡，筆者擬結合星雲大師新著《佛法真義》，特別圍繞大師對「持戒」與「給人因緣」的詮解，對星雲大師的「佛教仁學」再作一申論。
人間佛教的宗要
人間佛教座談會大家要我講「人間佛教」。記得有一年的春節，一位名學者高希均教授來佛光山過年，一見面就問我一個問題：「什麼叫人間佛教？」我心想：人間佛教就是佛教嘛，範圍那麼大，哪裡能幾句話就回答呢？不過，這位教授是我們所尊重的人，又是基督教徒，我只有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他聽了，「喔！」好像也懂了一樣。
人間愛晚晴
從人間佛教思想探討佛光山水陸法會
寺院是佛教的代表，信仰的中心，亦是信徒心靈寄託的所在。除了傳播佛教真理之外，殿宇莊嚴、氣氛寧靜、祥和梵唱，都讓社會大眾在工作忙碌之餘，或是遭遇挫折、徬徨無助的時候，自然想到寺院來，不管是參加各種修行活動，或只是在佛前瞻仰、禮拜，都能獲得再出發的力量，所以寺院就像人生的加油站、心靈的百貨公司、希聖成賢的學校，也是善友往來的聚會所，更是去除煩惱的清涼地。
從現代人類文明與現代性的視野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地位
星雲大師值得我們去緬懷。很多佛教研究者都讀過很多佛教史，在心中，想必都與諸高僧大德有過交談，但是隔著歷史的面紗，未曾謀面，缺少一種真實的感受。星雲大師則不同，他是當代的高僧，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曾切身聆聽過大師的教誨，這種感受是不同於閱讀史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