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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與唐宋禪門中的頓與漸
本文就《楞嚴經》對唐宋禪門頓漸思想的影響進行了深入闡析。文章特別對北宗神秀系、南宗荷澤系禪法中的頓漸觀與《楞嚴》的複雜關係，作了詳密的思想史分析，並重新探討了神會頓漸思想與北宗的關聯。文章還對唐末到宋代禪宗思想中的楞嚴學，及其相關頓悟漸修的關係議題進行了全新的闡釋，指出了宋代楞嚴禪在頓漸觀念上與唐代禪的不同取向，並以此去觀察唐宋禪是如何在不同的思想史脈絡下，通過融通《楞嚴》等如來藏思想經典而中國化的。
「人間佛教」：多元佛教與佛教的人本主義——以佛耶比較為背景
2015年12月27日上午，星雲大師在佛光山傳燈樓三樓會議室，與前來參加第三屆人間佛教座談會的學者以及其他信眾見面，並發表了題為〈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的演講，我有幸親聆教炙。在這個演講中，星雲大師針對「一些對人間佛教不了解的人」所提出的「對人間佛教的一些疑議」（共8條），以及「還沒有普遍讓人了解」的諸如「傳統與現代、在家與出家、山林與社會、原始與近代、修持與行事等這許多問題」，發表了自己20條主張予以回應和解釋，我們不妨稱之為「星雲二十條」。
慧思忍辱思想之探究 ──以《大智度論》與《法華經安樂行義》 之比較為主
南嶽慧思禪師以禪法著稱於當世，但在其思想的代表――《法華經安樂行義》中，運用大量「忍辱」的資料來詮釋甚深禪定的安樂行，由此可知，「忍辱」在慧思生命修持的重要性。但相較慧思其他論題的研究，其忍辱思想的研究就顯得寥若晨星，因此，筆者以「慧思忍辱思想之探究――以《大智度論》與《法華經安樂行義》之比較為主」為題，以補足此欠缺的版圖。學界認為慧思的忍辱思想來自《大智度論》的影響，因此，本文除了探討慧思的忍辱思想，同時也涉及了《大智度論》 忍辱思想之探討。本文共分四部分來進行：一、前言；二、《大智度論》與《法華經安樂行義》在忍辱分類之異同；三、《大智度論》與《法華經安樂行義》在忍辱含義之異同；四、結語。依上述之論述，結論出支持慧思走過人生風雨忍辱力的真貌、其忍與不忍之間的分際，和其忍辱思想的特色，進而提供現代行者一個修持忍辱的參考指標。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之研究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程恭讓教授稱之為星雲大師的「四句教」。「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是極為重要的，然而，此「四句教」為星雲大師何時所提出？「四句教」之確切含義如何？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過於重視人間佛教的世俗性，而缺乏神聖性呢？本文試圖通過爬梳相關材料，以文獻學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對「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進行具體而詳細的考察；以思想分析的方法，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四句教」作為大師詮釋佛教的原則與方向；大師對「四句教」有明確的使用特色；大師在「四句教」中也回應了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說明如何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第二章 ——佛教的起源和傳播
佛教的歷史可追溯至其創始人釋迦牟尼佛，他是一位穿梭於恆河流域的苦行僧，透過教化，吸引了 大批追隨者。其所屬時期，同時也是恆河流域歷史上，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此處有一大片「雨林」覆蓋，其中一隅的三角洲，有世界上最大的紅樹林。恆河及其支流的沿岸，是印度次大陸「第二次城市化」的聚落代表區，根據考古遺蹟顯示，印度地區的「第一次城市化」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發生於印度河沿岸；「第二次城市化」則於公元前六世紀達到鼎盛期，城鎮遍布恆河盆地。人口中心區域之間的活躍貿易，奠定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基礎。
探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人間」定義
釋迦牟尼佛把「四聖諦」作為最初的教誨，不僅是為了向人類展示苦的根源，更重要的是給予眾生終結苦難的希望。因此，佛陀常被譬喻為「醫生」，照顧人類最根本的需求―從苦難中解脫。隨著人類在其興趣與價值上有了更廣泛的定義，佛教弘法模式的範疇也變得更多元，並促使其在生活各層面具備人本主義（Humanism）特色。本文旨在探討佛陀教義與修行當中的人本主義元素，並從中找尋其與人間佛教之間的關聯。
論星雲大師對佛法真義的現代詮釋之意義與價值
2019年春節前收到了佛光山寄來的星雲大師著《佛法真義》3冊，利用假期仔細閱讀，品味並讚歎大師一生為弘揚佛法而四處奔波，對佛教制度化、現代化、人間化、國際化的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佛法真義》既是星雲大師對佛法真義的現代性詮釋，也是其所推行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的真實寫照。
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
我曾經在數年前所發表的〈批判、圓融、會通―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現代性」〉一文中，提出相對於「現化性」的「人間性」概念，但同時也區別「人間性」這個概念有同亦有異於啟蒙運動的「人文」（humanity；也可譯為人性）之處，最後我界定人間佛教的性格為一「批判性的人文主義」。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之研究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程恭讓教授稱之為星雲大師的「四句教」。從星雲大師對「四句教」的使用，弟子對「四句教」的賡續，學者對「四句教」的重視，均可見「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重要性。然而，此「四句教」為星雲大師何時所提出的？「四句教」之確切含義如何？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過於重視人間佛教的世俗性，而缺乏神聖性呢？本文試圖通過爬梳相關材料，以文獻學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對「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進行具體而詳細的考察；以思想分析的方法，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四句教」作為大師詮釋佛教的原則與方向；大師對「四句教」有明確的使用特色；大師在「四句教」中也回應了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說明如何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之學術詮釋與省思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是一部結合理論建構與實踐歷程的宗教思想巨作，全面記錄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理念、組織建設與全球拓展的歷程。本文從學術研究角度出發，透過宗教思想史、社會學與跨文化交流等觀點，系統梳理本書所呈現的人間佛教理論體系、文化教育慈善實踐、僧信制度建設、現代化與國際化發展策 略，以及對台灣佛教轉型的深遠影響。進而指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不僅是星雲大師個人修行與弘法的總結，也是人間佛教作為當代宗教現代化、全球化範式的重要文本，展現了宗教回應現代社會與未來挑戰的積極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