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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遁世到入世―佛教內在教義的轉折
韋伯（M.Weber）觀察到許多現代資本主義的形式及改革，都是創發在基督新教盛行地區，引起他研究存在宗教倫理與現世經濟生活間的選擇性親近（elective affinity）關係，寫成了著名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一書，探討基督新教內在教義的倫理性格，對現代資本主義的開展，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他在《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系列著作中，藉著比較世界各大宗教對現世經濟生活所抱持的態度，說明近代西方合理化過程中，宗教合理化與經濟合理化間的獨特關係，並補充先前諸多討論之不足。就因果歸屬而言，韋伯指出，西方歷史上有三大事實，對後世宗教合理化具有關鍵性影響
論敦煌文獻對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的拓展與面向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見天日，為數約六萬卷的唐、五代寫本文獻震鑠中外學界，成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受矚目的大事。緊接著，以敦煌文獻為核心的研究便快速發展，「敦煌學」這一門新興的國際顯學因而產生。百年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也從初期的文獻整理，不斷的擴展到石窟藝術、地理歷史、考古遺跡等等。
中國文化復興 佛教當擔大任
中國文化復興 佛教當擔大任 Selections on the Reviva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Shouldered by Buddhism
人間佛教思潮中的菩薩戒思想— 以太虛為中心的考察
漢傳佛教菩薩戒以《梵網經》為主要依據，但在授戒原則上則以小乘聲聞戒為基礎。近代人間佛教思潮中菩薩戒再度受到廣泛關注，解決菩薩戒與聲聞戒的關係，成為傑出的佛教界人士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太虛大師對菩薩戒高度關注，菩薩戒思想構成其整體佛教變革的重要一環。太虛大師菩薩戒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確立以《瑜伽》菩薩戒本為菩薩戒授受主要依據。第二，結合現代管理制度，提出建立菩薩學處的設想。第三、以菩薩戒統攝一切佛法，完善菩薩學處。太虛大師菩薩戒思想打破了一千多年來漢傳佛教菩薩戒的授受傳統，開啟了漢傳佛教戒律現代化的歷程。太虛大師以菩薩戒（學處）統攝佛法，為人間佛教的踐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並將人間佛教思想建立在重視戒律的基礎上，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佛教世俗化，使佛教既能做入世的事業，又能保持出世的超脫。
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發展――以星雲大師為例
人間佛教是佛教在現代的表現形式，是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同等層次的佛教發展階段。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開始轉型進入現代社會，佛教作為中國文化內容的一部分，也必須從傳統走向現代，人間佛教就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宗教實踐，是傑出的代表，對於未來中國佛教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啟迪意義。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
《僧事百講》作為近代中國叢林制度的百科全書，其內容分為六大類：制度管理、禮儀常識、僧侶完成、各種修持、弘法利生、佛門飲食。具體以《叢林制度》、《出家戒法》、《道場行事》、《集會共修》、《組織管理》、《佛教推廣》六冊呈現。其中《集會共修》所討論的正是佛門團體的修持類型與弘化方式。本文將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梳理一條中國佛教制度的演進之路，為日後中國佛教的運行發展作一借鑑。
佛法與自由──太虛大師佛學思想中的自由觀念
太虛大師是中國現代佛教史上具有最多自由關懷的佛教僧人，自由是貫穿其一生政治和宗教活動的主題。他對自由的論說，具有鮮明的個人特點，在現代思想史上獨樹一幟。他把傳統佛教思想與近代自由觀念冶於一爐，極大地開拓了佛教思想的視野，賦予了佛家自由觀念以豐富的社會歷史內涵，有助於中國佛教的現代化。本文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太虛的自由思想。
凡聖之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再造——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宣導的信仰方式為中心
個體化與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徵，作為社會的構成部分之一的宗教亦然。這使得傳統社會整合的最主要形式—宗教在當代社會整合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西方的經驗表明，當宗教走進公共領域時，宗教是否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具有足夠的公共性，即是否可以營造出橋梁式社會資本。近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個體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多重原子化，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整合最大的困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信仰方式以培養菩薩公民為切入點，給佛教帶來公共性特徵：將關係帶進個人，克服時下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義；架構的群體與群體之橋表現為將關係帶進信仰群體，克服狹隘的我群中心主義；架構的信眾／信仰群體與社會之橋，將人間佛教帶進公共領域。這一信仰實踐方式有利於實現對多元原子化之關係格局的改造，實現社會的有序整合。
晚清民初巨變——現代中國佛學復興的歷史背景
今天我要討論的是，1900 年前後的歷史巨變與中國佛學復興的背景。1 傳統時代各個文明體曾經相對封閉，可是隨著世界地理的大發現與西力東漸，近代世界形成了一個彼此關聯的網絡。近代以來各個國家的很多變化，都是因為互相衝擊、影響和交流才出現的，所以，研究近代諸國歷史，一方面要多多考慮外部原因，即這些新變化是否可能與異域有關，一方面也要深入考慮內部背景，即這些外來因素為什麼會促進文化史這樣變而不是那樣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