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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馬來穆斯林的佛教建築文化
本文旨在以清真寺為例，一析傳統佛教工巧明在今日東南亞馬來穆斯林社區的延續與發展。按傳統馬來社會對佛教的彌奴山（須彌山）世界觀進行了「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的詮釋與結合，從而呈現三層式彌奴山型屋頂的佛寺與後來伊斯蘭教化的清真寺建築造型，形成了東南亞特點的佛教建築文化。至少從十三世紀開始，上述三層式彌奴山型建築先後形成了學界所辨識的傳統本土型、中國糅合型和後現代主義型三種子類，既為今日清真寺建築所延續，也為現代馬來穆斯林所自覺與傳承著。佛教建築文化之得以在現代馬來穆斯林社會繼續存在與發展，不能不歸功於後者對佛教建築所做出的伊斯蘭教化的相容詮釋與調整，從而使歷史文明的連續性成為可能。
星雲大師情愛觀對建設當代儒家 愛情倫理的啟示
儒學與佛教在當代面臨相似的，由內外環境的變化帶來的對愛情話題的言說困難。在此背景下，星雲大師的情愛觀可以給當代儒家愛情倫理的建設提供重要的啟示。對於當代儒家的愛情倫理來說，首先要回答的是其建設如何可能的問題—基於愛情與士君子出仕的相似的心理結構，可以從儒家對政治的論說中引出其愛情倫理的基本原則，即是對此一問題的回答。星雲大師的情愛觀，要求情愛走上一條擴大、昇華與淨化之路。對情愛之中的欲望的淨化，是踏上這條淨化之路的第一步；一種作為真善美的愛—即是智慧的、慈悲的、莊嚴的愛，是這條路的方向所在。星雲大師對愛的擴大、昇華的要求，對愛的、善的維度論說，均是建設當代儒家的愛情倫理的理論資源。其中的愛的淨化的原則，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啟示。
親切慈悲音，當代獅子吼——聆聽星雲大師《阿彌陀經》開示的所感所思
星雲大師在雲湖書院的這次開示是從講述自己的出家因緣及在台灣創辦佛光山的經歷開始，大師以一貫家常式的語調娓娓道來，極為親切。接著大師引導我們要如何理解「傳統佛教」與「現代佛教」、如何理解「傳統佛教」與「人間佛教」的關係。在大師看來，傳統佛教與現代佛教、傳統佛教與人間佛教在本質上並無區別。正如大師常言，佛出生在人間、成佛在人間、說法在人間，佛教本來就是佛在人間的教化，因此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佛教。正因基於這樣的理解，大師對「人間佛教」才提出了著名的當代詮釋：「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唐代佛教寺院土地買賣的法律文書初探
寺院土地是唐代土地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唐代寺院經濟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隨著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出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土地買賣的文書，這些珍貴的材料不但有助於我們 瞭解唐代土地買賣的真實情況，也有助於我們對唐代寺院內部的經濟運作提供第一手資料。
佛陀本懷與現代文明精神——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2018年12月到佛光山參加會議，得到星雲大師的新著《佛法真義》三大冊，而且有幸見到大師本人，真是喜出望外，令人興奮！ 星雲大師是當代人間佛教的旗手，為弘法利生和佛教改革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大師以九二高齡撰寫此書，講述自己的修行經驗，以及對佛法、對人生的看法，字字句句發自肺腑，字裡行間表現的都是他對佛陀本懷的追求，對佛教命運的關切，對眾生的愛護和期望，真是慈悲心深，老婆心切。
《佛法真義》的現代意義
《佛法真義》三冊是星雲大師於2018 年最新力作，第1 冊「佛法義理」，第二冊「佛學思想」，第三冊「佛教常識與佛門行事」，全書共300個主題，幾乎涵蓋了佛教一切法。本書出版的目的，與星雲大師長久以來推動正確理解「人間佛教」的目標與方向一脈相承。
為當代佛教的佛理詮釋困境探尋出路
從二○○○年《往事百語》中的〈重新估定價值〉，二○一一年《合掌人生》中的〈我的新佛教運動〉，二○一三年《百年佛緣》行佛篇中的〈佛法新解—讓真理還原〉，二○一五年《貧僧有話要說》中的〈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我訂定佛教新戒條〉，到二○一七年的《佛法真義》，均可視為大師晚年階段系列發表佛法「新解」之成熟作品的共同風格。
佛陀本懷與現代文明精神——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2018年12月到佛光山參加會議，得到星雲大師的新著《佛法真義》三大冊，而且有幸見到大師本人，真是喜出望外，令人興奮！ 星雲大師是當代人間佛教的旗手，為弘法利生和佛教改革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大師以九二高齡撰寫此書，講述自己的修行經驗，以及對佛法、對人生的看法，字字句句發自肺腑，字裡行間表現的都是他對佛陀本懷的追求，對佛教命運的關切，對眾生的愛護和期望，真是慈悲心深，老婆心切。
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辯論考
十三世紀末期，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召集下，曾有漢地禪僧與帝師八思巴就禪宗教義，歷史，言詮，公案等問題作出討論，作者指出，這場漢，藏佛教高僧的對話是自八世紀拉薩的吐蕃僧諍以來一場重要的辯論，但當今學者卻甚少對之有所著墨，實則這場辯論對八世紀的僧諍適可作一輔助性的理解。 第一部分，作者自時人鄧文原，賈汝舟，和《元史》的記載中，嘗試勾勒出當時辯論的經過和主題，證明對話的內容為禪僧引用宗密的著作說明禪的定義，修證和層次，最後並獲得八思巴給以「甚深般若」的讚賞，顯現十三世紀禪宗的頓漸理論已漸得成熟的發展，而其理論中的「自心」，「真性」與薩迦派的「唯識」理論相當接近。 第二部分，作者上溯八世紀的吐蕃僧諍，回應某些美日學者自敦煌史料對此場僧諍是否存在的質疑，認為以八思巴對西藏古代史事的熟稔，為何在與漢僧的對話中絲毫未提及八世紀禪宗僧侶摩訶衍在西藏挫敗的往事，反而對禪宗表現極大的讚賞? 作者故推論，八世紀在西藏的僧諍，當是在八思巴後，西藏的史家所杜撰出來的，杜撰的因素，也與八思巴在元廷的成就帶給藏人的自信有關。
永嘉證道歌的年代及其作者
關於 <永嘉證道歌> 的年代與其作者的問題，一直受人懷疑. 近代的胡適先生，曾於法國巴黎發現與證道歌相同之《禪門秘要決(訣)》，而其上所題之作者為「招覺大師一宿覺」. 故胡適判斷此招覺大師年代應在晚唐 (836 ~ 906年) 或五代 (907 ~ 959年) 之時，至於一般傳說與慧能同時之所謂永嘉玄覺禪師，則屬烏有之人. 而日本宇井伯壽則亦考察《祖堂集》等資料，將證道歌定為西紀750 ~ 800間的產物，並仍認其為玄覺所作. 關於證道歌的究為何人作品，作者以為「招覺大師」之「覺」字恐是「賢」字之誤. 若真如此，則招賢大師即景岑和尚. 作者於文中，就景岑和尚的作品及其語錄做比較，舉出十二點來說明其與證道歌間的密切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