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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西元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
《僧事百講》作為近代中國叢林制度的百科全書，其內容分為六大類：制度管理、禮儀常識、僧侶完成、各種修持、弘法利生、佛門飲食。具體以《叢林制度》、《出家戒法》、《道場行事》、《集會共修》、《組織管理》、《佛教推廣》六冊呈現。其中《集會共修》所討論的正是佛門團體的修持類型與弘化方式。本文將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梳理一條中國佛教制度的演進之路，為日後中國佛教的運行發展作一借鑑。
行進中的中國佛教—以制度建設為中心
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制度的建置與沿革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內容。佛教作為一種制度性宗教，無論是教團自身建設的需要，抑或是政權的強制執行，其在制度層面的設置對整個僧團乃至社會的倫理、行為發生著普遍的作用，可以說，制度建設是教團「內修外弘」的根本保證。本文從中國佛教制度發展脈絡中，試圖尋找出適應時代，契合人群的度化之道，以及為因應因應時代之機，建立現代僧制，制定現代清規，是這一時代道風建設的一項任務。
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
佛教發源於印度，經過二千五百餘年的流傳，到了現在廿一世紀，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當十三世紀之後，佛教在印度因「印回之爭」而同時遭受兩教的排斥，致使佛教在印度沒落。所幸早在西元前二四九年，阿育王派遣了上千名高僧，包括他的太子摩哂陀與公主僧伽蜜多，分南、北往國外傳播佛法（見《善見律毘婆沙》）。其中，南傳佛教一直囿限於南亞諸小國，而北傳佛教自從傳到中國以後，由於漢魏東晉南北朝時代的譯經，以及隋唐的八宗成立，大放光彩，影響最為深遠。進而中國佛教傳入日本、韓國、越南，乃至西方國家； 漢傳佛教在佛教史上，對全世界一直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
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
本文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探討了由太虛大師所倡導，近現代以來在台灣、東南亞一帶興起的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現代化問題，認為人間佛教旨在提供一種生活的藝術，其精神實質即「以出世的精神作人間的事業」。它不僅是中國佛教在傳統文化背景上歷史的邏輯發展，而且也是在現實環境下，為迎接時代生活的挑戰，而邁向現代化的一種巨大努力，從文化現象上講，它又是一種由宗教文化向世俗文化的文化轉移和滲透，人們常稱之為「通俗化」。
解深入密：指引經典入門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融會原有的思想、文化、生活等內涵，逐漸成為漢化的獨立宗教。近二千年來，雖有漢譯經典，但許多經典毀於兵燹，或遭到天災人禍的掠奪，使藏經歷代皆有亡佚、失傳於世的現象。
論中國佛教心性本體論的特質
綜合起來，中國佛教心性論的形而上特徵體現為：其一，對眾生之心的原本狀態的不斷追尋。中國化佛教諸宗並將其與解脫論相聯繫，從而形成了返本還源的修證路徑。其二，將「佛」視為抽象理體，並在此基點上將心性論的著作重點置於探討佛與眾生即「理體」與心體的關係上。其三，受中國傳統思惟傾向的影響，比較明確地探討了本體與現象的關係問題，也就是以「心」為世間諸法的最終原因即「本根」。以下分別論之。
天臺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以為天台宗是中國僧侶最早建立的宗派，但嚴格說來，天台宗一詞的提出始自湛然法師，距離智顗禪師已有百年之久了，所以天台宗是否是中國人最早建立的宗派實可再討 論。 在天台宗的燈統中，於唐代有所謂九祖說，這是由智顗至湛然為主；於宋代始出現十七祖說，這是由湛然至四明知禮為一系，此後，燈統說始告確定。然而，燈統說的提出實受禪宗燈統觀念的剌激所致，因為智顗禪師之時並未有建立宗派的觀念，也未指定傳法弟子，智顗之後，教門中衰，習天台者有漸漸流入南方禪門的情形，至荊溪湛然禪師之時，號稱中興天台教門，然此時南北教門並立，禪宗燈統之說甚為流行，湛然門下受此影響，由湛然往上溯，遂有所謂天台九祖之說，但湛然卒後，不久就碰上會昌法難，天台教門勢力為之中挫不振，直至宋代四明知禮之時，始復振天台之學，並與禪宗抗衡，因知禮之故，由知禮往上溯，天台十七祖說始告確立。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可知，天台之學雖創興於智顗禪師之時，但宗派的提出卻是到了荊溪湛然之時，而到了宋代之時，天台宗的地位始告穩定，由此看來，雖然智顗禪師活動時間早於賢首法藏及慈恩窺基，但要以此論證天台宗是中國人最先建立的宗派，實有待商榷。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也可得知，教門之興衰在於有無人才，天台教門若非在中唐有湛然禪師、在北宋初有四明知禮法師，則天台教門恐亦將如三論宗或慈恩宗般曇花一現，或則融入禪宗亦未可知。
論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現代社會、人類心靈的困境也全球化，人類迫切需要一個賴以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礎以樹現代人群、現代人生的共同的責任和義務。 伴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及全球文化交融的歷程，有識之士提出了建立全球倫理（世界倫理、普世倫理）的構想。世界各大宗教和倫理傳統中都有為現代倫理可資利用的精神資源，就中華文化傳統而言，中國佛教倫理的思想資源不可忽視。本文力圖以普世倫理構想為背景，探討中國佛教倫理的思想及特質，並繼而申明佛教倫理思想的普世意義、現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