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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信仰的基本體系及其人間性支撐—兼論星雲大師佛教信仰的基本特徵
佛教是一種文化，其內核是一種信仰。作為文化，佛教有其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方面的豐富內容。作為一種信仰，而且不是一般的哲學信仰、政治信仰或科學信仰，而是一種宗教信仰，佛教有其獨特情感依託與精神訴求，形成一種具有神聖意義的信仰體系。
人間佛教與當代社會
寬恕與和解—人間佛教與宗教對話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滿十週年 聚焦大師核心思想
生命的甘露。 本期首發專題〈傳燈六十．百年仰望－悟貫人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教義革新與體系建構〉，聚焦大師思想核心，深入探討其教義革新與實踐成果，勾勒人間佛教發展的重要脈絡。 論文版內容豐富多元，收錄程恭讓教授《寶性論》新譯新解，詳析法寶八德及滅諦、道諦，並進行漢譯與梵本校勘；温楨文教授〈六十年僧教宏圖〉剖析大師在台僧伽教育的理念與實踐。新闢的「佛光山全球弘法史」專欄，首篇收錄陳劍鍠教授〈《新加坡佛光山人間佛教弘法史》．序論〉探討海外在地化及實踐模式；「別錄」則刊登心保和尚致護法信眾信件，回顧2025年全球弘法成果。 藝文版透過慈惠法師〈循佛陀腳印，行人間佛教〉、覺培法師〈瓦礫中綻放的蓮花〉等.....
人間佛教的傳播
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人間佛教的傳播，我想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過去幾世紀以來，佛教的弘傳情況。根據佛教歷史記載，佛教首次自印度外傳至斯里蘭卡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佛陀在世，約公元前五世紀之時。到了公元十三世紀，佛教在歐亞大陸東南部廣大地傳播，我個人稱其為「大佛教環線」。
唐代士人趨入寺院緣由考探
唐時佛教、寺院文化繁盛，吸引了眾多士人趨入寺院，他們或遊觀題詩，或祈祝行香，或讀書講學，或謁禪會友。與此同時，寺院閒置之境可因時代背景、個體遭際、因緣和合的差異，而成為後者或偶憩，或暫居，或閒隱，或避難的場所。本文以新舊《唐書》、《全唐詩》、《全唐文》及唐·筆記作品中的相關資料為線索，從應制、遊觀、題詩、禮拜、讀書、探物等多個角度，對唐代士人趨入寺院的緣由進行考探。
慧遠與鳩摩羅什法身觀新論—以善巧方便溝通證法與教法為視角
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親切慈悲音，當代獅子吼——聆聽星雲大師《阿彌陀經》開示的所感所思
星雲大師在雲湖書院的這次開示是從講述自己的出家因緣及在台灣創辦佛光山的經歷開始，大師以一貫家常式的語調娓娓道來，極為親切。接著大師引導我們要如何理解「傳統佛教」與「現代佛教」、如何理解「傳統佛教」與「人間佛教」的關係。在大師看來，傳統佛教與現代佛教、傳統佛教與人間佛教在本質上並無區別。正如大師常言，佛出生在人間、成佛在人間、說法在人間，佛教本來就是佛在人間的教化，因此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佛教。正因基於這樣的理解，大師對「人間佛教」才提出了著名的當代詮釋：「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