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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事 說好話 存好心—星雲大師以社會倫理為中心的佛學思想與實踐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人間佛教── 中國佛教當代發展的方向
中國佛教尤其是大陸佛教的發展在今天面臨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誠然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進行，但毫無疑問，最有效的解決方案還是從太虛大師提出的一直到星雲大師所發揚光大實踐推動的人間佛教。在這裡，我想就個人對大陸當代佛教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及人間佛教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的成功實踐談談自己的看法。
從佛教中國化過程看「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
由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佛教，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哲學。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有它獨特的信仰體系、組織結構以及把信仰體現出來的實踐方式，包括禮拜儀式，但相對於其他宗教而言，佛教又有它顯著的特殊性。
凡聖之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再造——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宣導的信仰方式為中心
個體化與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徵，作為社會的構成部分之一的宗教亦然。這使得傳統社會整合的最主要形式—宗教在當代社會整合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西方的經驗表明，當宗教走進公共領域時，宗教是否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具有足夠的公共性，即是否可以營造出橋梁式社會資本。近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個體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多重原子化，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整合最大的困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信仰方式以培養菩薩公民為切入點，給佛教帶來公共性特徵：將關係帶進個人，克服時下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義；架構的群體與群體之橋表現為將關係帶進信仰群體，克服狹隘的我群中心主義；架構的信眾／信仰群體與社會之橋，將人間佛教帶進公共領域。這一信仰實踐方式有利於實現對多元原子化之關係格局的改造，實現社會的有序整合。
「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基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分析
本文借助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檢索功能，對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進行分析。分析表明，儘管1983 年人間佛教的理念就已經提出，但早期人間佛教的理念傳播僅限於佛教界內部，佛教界之外對人間佛教的關注並不太多。2004 年前後，伴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展理念的提出，人間佛教理念才引起更廣泛的關注。對比分析發現，十八大之後官方更加積極宣導人間佛教理念，為人間佛教的發展營造了有利的發展環境，但人間佛教的學術研究相對落後於人間佛教實踐的發展，特別是圍繞人間佛教的社會科學研究明顯缺乏。人間佛教的復興依賴於教界、官方和學界的協同互動，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研究亟待加強。
人間佛教、自主學統與危機時代的文化中國
人間佛教的實踐不僅只是一種成功經驗所累積的知識，它更是一種珍貴的智慧！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日新月異的演進，知識終有無法契機、不合時宜之日，而智慧卻可源源不絕的提供契理契機之辦法。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大師所展現的智慧是什麼？其智慧可以被學習和複製嗎？這是希望繼承人間佛教者所普遍關心的課題。佛教的解脫理想（包括救度眾生，令眾生解脫的終極目標）何時才得以真正實現？這是本文所產生的第二個問題。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認識── 星雲大師法語中的儒教性
台灣「人間佛教」吸收儒家文化，重視儒家傳統，然而相較於韓國佛教，不同於樹立了尖端佛教形象、與時俱進的佛教、人民的佛教，台灣人間佛教最大的優點是「性別平等」和「僧俗平等」，錢財管理透明，教育重等，然今日篇幅的關係不一一介紹，在此則初步探討星雲大師法語中的儒教性。本文首先說明星雲大師是位抱負甚大、志向甚遠，同時具有追求見性的菩薩之忍的性格，比較曹溪宗宗旨與佛光山宗旨的不同，再分析大師法語中的儒教性，將儒家的「以人為本」的精神以及思想密切聯繫。
人間佛教中的具身倫理與生命秩序—以星雲大師生命權利思想為中心
在面向社會性、人間性和生活性的佛教現代化發展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宣導的「生命權利」和「眾生生權」等超越性倫理關懷，既適應了文明轉型與身份敘事轉化，也是身體倫理和社會現實生命需求的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出的「下一個是生權時代，重視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發揚了生命和諧、歡喜與超越的積極因素，人間佛教修行的身體實踐則推動了人們敬畏心態的形成， 以佛教關於生命之果報輪回的敬畏作為仲介，通過對因果、緣分、生命、規則等倫理實踐，轉化生成為一種穩定化的生命倫理秩序，進而使得對因果的敬畏和生命的關懷最終成為了現代文明秩序的核心構成。敬畏心態是社會倫理、良心和道德形成的基礎，沒有敬畏，社會的道德、良心、文明秩序也就難以生成。由此，個體的、具身化的敬畏和群體的、社會的敬畏，是佛教在人間實踐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對於生命主體的自我覺悟和 解脫，對於生命自由、生命權利實踐與人們對現實生命需求的滿足都具有重要意義。
成長在中華文化沃土的人間佛教
百年來，人間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共性，是人間佛教發展的動力。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目前發展的勢頭更為強勁，對於人間佛教的思想和實踐的研究也有半個多世紀。在我看來，人間佛教興起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經歷歷史巨變的一百年；是中國人經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百年；也是中華民族經歷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再到資訊社會的一百年。所以，佛教走過不同尋常的發展道路，重要性可以從很多方面體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