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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與個人命運
拙文〈創造人類眾生命運共同體：業報緣起論的觀照〉，論證了共業與別業關係與「惡必有惡報」，本文為其姐妹篇，與「三好」緊密連繫，旨在論證「善有善報」，及其與悲智雙修，改善別業，從而改善個人命運的關聯。社會行為分析把人的行為區分成由本能、習俗習慣、情感、理智驅動四大類，這一分析與業報緣起論相結合，充分揭示了其中除了悲心造善業、智慧成就善果之外，個人的日常行為大多皆是果報難以確定的無記業，又至少失誤了一次人生轉捩窗口，難怪命運多舛。運用智慧去改善個體命運，應在當下緊緊把握少年求學、青年求偶、中年成就事業、老年安詳捨離的窗口期，參與三好的過程也就是站在了善人、善知識及貴人聚集的路口，這些窗口路口看似平平無奇，卻關乎命運轉折，最宜珍惜。命運的「吉」，正是「三好」的好，衍為恰好，即中道智慧體現。「凶」，即「無記」難預知的災、病、禍等，其中由自然力造成之天災憑藉科學技術知識亦能消減，而要消減由人類眾生宿業造成的病、禍，且轉禍為福，只能靠悲智雙運，這就是好命所在。
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從《絕觀論》談牛頭禪人間精神的三重向度
學界普遍認為《絕觀論》為牛頭宗牛頭法融的著述。日本學者關口真大在〈達摩和尚《絕觀論》為牛頭法融撰述的論著〉一文，以及《達摩大師的研究》一書中，通過永明延壽《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所引用的牛頭法融《絕觀論》數則問答，與敦煌寫本《絕觀論》一致，進而認定《絕觀論》是法融所作；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一書中也延承關口真大的說法。在沒有充分的否定性證據出現之前，筆者亦持此觀點，即《絕觀論》為牛頭宗著述。
紀念星雲大師辭世週年，勇敢面對現代人間佛教發展的第三階段
「三好、四給」：佛教神聖與人間需要—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神聖思想研究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具有宏大神聖性和極具深意的人間性、教育性以及文化性，尤其是星雲大師「三好、四給」的佛教思想，真正將「佛說的」佛法教義回歸到「人要的」世間，圓滿人生的需要。本文基於佛教經典有關「神聖」的論述，整合佛說「三好」與人要的「四給」作為人間佛教神聖性建設的基本研究路徑，在滿足人間生活各種需要的同時呈現人間佛教的神聖性，進而梳理星雲模式人間佛教思想如何聯通個人與社會、社會與佛教、佛教與人間、人間與神聖等關聯，以「四給」的神聖體現，融合「三好」之神聖實踐，最終呈現人間佛教神聖信仰與社會發展相融合的路徑，建立神聖性與人間性的橋梁。
論星雲大師以禪統攝三教的思想淵源與現實意義
星雲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以現實人生為立足點，以現代社會為面向，其人生化、生活化、入世化特色，正是對禪宗「即心即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思想的繼承。自唐宋以來，禪宗不斷與儒、道融合，其積極入世、以人為本的精神不僅成為中國佛教的特色，也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與儒、道交流、融合的過程中，禪宗充分體現了相容並包、求同存異的性格，人間佛教在處理儒、釋、道關係上的思想與實踐，正是在新時期下繼承與發揚禪宗精神的體現。星雲大師以禪統攝三教，作用於現實人生，主要體現在倫理生活、行為約束與淨土思想三方面，並且根據當代社會形式與國際環境，星雲大師創造性地將「禪統三教」擴展為「五乘共法」，以平等包容的禪思想處理宗教關係，推動了人間佛教國際化、現代化進程。
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詮釋三皈、五戒及生權的內容
現代是一個倡導民主、自由、平等的時代。實在說，佛教的皈依三寶，就是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這就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就是對人尊重，不任意侵犯，這就是自由的意義；眾生生權的提倡，是因為諸佛與眾生一如，一切眾生都能成佛，這就是平等的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