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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發展――以星雲大師為例
人間佛教是佛教在現代的表現形式，是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同等層次的佛教發展階段。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開始轉型進入現代社會，佛教作為中國文化內容的一部分，也必須從傳統走向現代，人間佛教就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宗教實踐，是傑出的代表，對於未來中國佛教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啟迪意義。
論當代人間佛教思想的反思特質：以太虛大師的論述為中心
太虛大師（1890-1947）是20世紀漢語佛教界肇興未已的「人間佛教」思潮運動過程中，思想影響最卓著的佛教思想家，其思想個案至今仍值得人們進行深入探析。本文從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年譜》中的總體評價入手，指出太虛大師所著力建構的「人間佛教理論」，呈現出鮮明而深刻的反思意識。這種反思意識的構成內容，具體表現為對中國佛教思想傳統的反思、對中國佛教的出路的反思，對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的反思，以及中國佛教與中國社會關係的反思認知，必須結合其對人間佛教社會觀、乃至社會理論展開相應的思考。 本文指出，太虛大師以反思性為特徵的「人間佛教理論」，堅持以佛教為本位、以中國為本位兩大原則立場，以此展開其「人間佛教學」建構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有其鮮明的中國社會認知與佛教弘化的關係意識。上述太虛大師佛教思考中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既是其人間佛教理論的構成內容，更體現其人間佛教理論具有一種「反思性」的建構類型。
人間佛教與多元現代性——以星雲模式為中心的探討
現代化絕不是一個現代性逐漸代替傳統性的單線發展的歷程，而是現代性與傳統文化對話、交流和互相重新建構的複雜的過程。中國社會以及佛教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面臨著兩個方面的挑戰：第一，中國社會和佛教自身的現代化轉型，要繼續在理性的啟蒙下，在功能上全方面地適應現代化的進程；第二，在現代化已經呈現出其自身具有的矛盾性和困境的視野中，佛教以及其他的中國文化要發揮其精神性和宗教性的因素，引導、規範甚至局限現代化的衝力。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模式，是佛教現代化的一個典型的範式，很好地處理了佛教自身的現代化轉型與現代性的矛盾之間的張力，為多元現代性的發展提供了範例。
佛教與中國文化
中國佛教是由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上座部）三支佛教匯合而成，擁有的佛教典籍最豐富、教派最齊全，是十三世紀印度佛教被消滅以後，保存佛教最完整的典型代表。探 討「佛教與中國文化」，應當分別就漢傳佛教與漢族等傳統文化、藏傳佛教與藏族等傳統文化、上座部佛教與傣族等傳統文化進行分析研究，然後再加以歸納，進行綜合研究，得出相應的結論。但由於多種原因，本文要著重探討的是漢傳佛教與中國文化中儒、道文化的關係，以下的論述都將圍繞這一重心展開。
論惠能大師革新佛教的意義及對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本文認為，惠能大師作為中國禪史上開一代新風的禪師，其出現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惠能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又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和陳式化的修行方法的革新，還有與老莊的自然主義、玄學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思想相通。惠能正是順應了時代需要，在繼承和發展佛教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禪法的變革與創新才使中國禪宗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氣象。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序
從印度佛教東傳以後，二千年來，經過譯經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之孕育，到達隋唐宗派的建立，佛教思想在中國熱烈的展開，成為中國文化史上輝煌的時代。後來又有歷代高僧大德、學士文人，他們為佛教撰述許多著作、註釋、論議，讓佛教的義理急遽發揚。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問題，是最近思想文化界討論的「熱門」論題。傳統文化的討論，又是這「熱門」之中的興奮點。對於這次討論，我了解不夠，考慮也不太成熟。但我認為，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成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文化。我看中國傳統文化也應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中國文化與五乘共法
中國自唐宋以降，開始有了「書院」的設置，不僅成為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更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以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嶽麓書院為例，早在唐末五代（約九五八年）時，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眾，召集士子讀書求學；之後，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於北宋開寶九年（九七六）承此基礎而創立。後來經過儒家的興革，尤其南宋時，著名理學大師朱熹先生（一一三○～一二○○）曾兩次到這裡來講學，當時學生曾多達千人以上，可以說盛極一時。 書院不但是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也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本文即以「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為題，分別從「中國文化的內涵」、「佛儒之間的交融」、「五乘佛法的思想」、「人間佛教的未來」等四個方向，約略探討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佛教中的「魚王」
佛教創自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與海洋文化有不可分的連繫，通過對大海中的魚王敘事，為信眾勾勒出一個體積碩大、力量強大的魚王。從佛教於印度創生開始，到大乘佛教廣泛流行，這些魚王的敘事始終沒有斷過，除了成為慈悲利生的榜樣，更多的目的還在於引人入善，走上正道。中國文化中也有類似魚王的描寫，這是因為二國有同樣背景的海洋文化，故而想像出引人入勝的魚王敘事。在佛教經典與教義理論中，尤其是後期佛教中，魚王的身分發生變化，神祕光環越來越少，其出世性與救世性愈淡，破壞性則愈強，此為人們對魚王認識的變化規律。本文試圖揭載佛教裡的魚王功能及其變化，以饗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