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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佛教與現代社會的互動關係—從《維摩詰經》之「但除其病，而不除法」談起
以「淨化人心」對治社會問題—星雲人間佛教的論題之一
佛陀教法思想之根本宗旨是現法樂、後世樂、究竟樂之辯證統一—《雜阿含經》義理辯證之一
《雜阿含經》作為最早期的一部原始佛教聖典，更多真實地反映了佛陀時期佛教思想教法的實際。本文中擬提出並論證：由《雜阿含經》求證釋迦牟尼佛之教法思想，首先可以肯定地說，佛陀教法思想的根本宗旨，乃是關懷眾生及人類的現法樂、後世樂及究竟樂的問題。所以佛陀的教法思想，從本質上看，可以說是為眾生、為人類探求幸福之道的學問；從特徵的角度言，佛陀為眾生、為人類所探求的幸福之道，則是能對人類現法樂、後世樂及究竟樂問題加以辯證考量的一種幸福之道。
一九七五年佛光山大事記
近二十年來博、碩士學位之佛學論文題一覽
一九七四——五年國內佛教新書
探討人間佛教的「人」（二之一）
也許由於佛教最大的力量在於能夠不斷擷取以及適應新的環境和文化背景，佛教的修行者長遠以來均能採用創造性的詮釋法，亦即以創新的方式有效地傳遞佛法的含意。人間佛教試圖將佛法以順應現代社會的方式呈現，證明自身有極大潛力向每個「人」，亦即「未來佛」說法。
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一部簡明通達的佛教百科全書——《佛光教科書》
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年一月，我應臺灣清華大學之邀，自北京赴新竹，在該校中文系講學。其間曾承學術摯友──成功大學教授張高評先生相陪，至高雄拜訪佛光山文化院，並就唐代文學與佛學的關係作一次學術講演。我在講演中舉引了柳宗元的一段話。柳宗元是唐代一位頗有才情與眼光的文學家兼思想家，他能從文化融合的角度看待佛學與儒學，認為佛教教義「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並批評韓愈所謂排佛，僅僅是一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最近我通閱了星雲大師編著的十二冊《佛光教科書》，再次感到柳宗元「韞玉」說之可信。從《佛光教科書》中，確可體認佛教文化真乃石中所藏之寶玉。
說一切有部的業力論
有部認為，發生萬有之因，是從有情本身的「業」而來. 據俱舍論看，「業」是以「思」的心所及其外表的發動為體，前者為「思業」後者為「思已業」，意業是思業，語意是思已業. 身語二業又各分為「表業」「無表業」，說一切有部認為「無表業」附帶於物質，其本身無思慮性，無分別性，所以「無表色」是色法. 據俱舍論看，分別諸法善不善的依據，為勝義，自性，相應，等起. 有部認為「等起」有二種，即「因等起」與「剎那等起」. 決定「表業」善惡的根據，在「因等起」. 「說一切有部」對「業」本體的看法，是現實性，道德性，具體性的，所以有部把「業」的本體看作是色法，而由「等起」的思想導出善惡業報，在造業時依因感果，則「無表業」可能持續到後世而招苦樂果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