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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再出發」——對當下「人間佛教」所遭責難之聲的分析與回應
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人間佛教」理念自太虛大師提出以來已近百年，而其後由趙樸初居士、星雲大師引領的人間佛教在大陸、台灣的實踐也達半個多世紀。人間佛教至今已經成為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性的佛教主流思潮，但在此過程中人間佛教依然面臨著教內外的一些質疑、誤解甚至有目的的攻擊。儘管這些質疑、責難的聲音與攻擊的力量尚屬不大的「少數派」，但今日之人間佛教卻有必要正視這些質疑、責難與攻擊，從而實現自身的「再出發」與「再造輝煌」。總體看來，當前對人間佛教提出質疑、批評，乃至攻擊的主要深層淵源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來自根深柢固的佛教傳統極端保守主義勢力，以及固守宗法社會模式並因此而獲得既得利益的佛教勢力。其二，基於反「理性」而趨向神祕主義或「返魅」的立場者，其對「人間佛教」人本理性立場的批判。其三，由於面對漢傳佛教信仰力量的減弱與競爭力的降低態勢，而導致將矛頭指向「人間佛教」的批判，這一批判主要認為人間佛教趨向「世俗化」而缺乏宗教「超越性」與「神聖性」。
從《星雲禪話》的書寫看禪觀下的兩種真實
禪家公案在逐漸獨立的過程中，脫離了歷史背景，成為一個高度抽象化的「敲門瓦子」。而《星雲禪話》在繼承了古代公案簡單化、程式化書寫傳統的基礎上，重視對公案「具體情境」的描述，再次將公案置於歷史性敘述中。同時，對公案進行了重新組合，並增飾以文，使得書寫「文質彬彬」。《星雲禪話》對公案的重構主要是在構建禪史以及塑造禪者上，並用現代白話翻新了公案語言。禪門燈史、傳記公案歷來受到「偽史」的批判，在歷史與時間的思維習慣下，虛構法系、杜撰史書等問題輒需撥亂反正。然而作為追求終極意義的宗教，「吾道一以貫之」，其超越性未曾變易。禪宗的「真」不在耳聽目見，不在外境事相，亦不在知識學識，而在真如本性。一旦觸及真心，詩文也好，佛禪也罷，隨緣歡喜，妙趣橫生。
人間佛教視域下的淨土信仰—以星雲大師淨土觀為中心
中國佛教的現代性變遷伴隨著西學東漸而展開，以「人本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為最顯著的特質。漢傳佛教思想脈絡的繼承，一方面體現在內部自我批判；另一方面則體現在與現代社會連繫逐漸緊密。無論是提倡「現代化」，還是回歸「原始教義」，都必須遵循歷史發展規律，結合中國佛教自身特點而展開。 近代以來興起的人間佛教思潮，既是佛教順應時代所作出的變革，溯其思想源頭也可說是繼承佛陀本懷，在遵循「契理、契機」和「與時俱進」的前提下，結合中國傳統思想之精髓，在滿足大眾對佛法需要的同時，又從側面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對佛教現代化提供理論依據。近現代以來，對人間佛教思想的弘揚與實踐最為徹底的，當屬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以「人本」為出發點，審視佛教自身弊病，從社會實際和人心需求出發，結合「傳統」與「現代」、「修學」及「生活」，開創佛光事業，弘法遍布五大洲，涉及慈善、醫療、教育、文化、藝術等多個領域，可說是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楷模，人間淨土建設的先驅。星雲大師尤其關注人間淨土思想對佛光淨土建設方面的指導，重視將他方淨土在人間落實，其所形成的以佛、法、僧三寶為核心的現代僧團，無疑是將淨土思想詮釋最好的一個典範，不僅為淨土宗現代轉型作出最佳範例，而且對漢傳佛教現代化弘化模式的開展，有一定的借鑑作用。所以對星雲大師的淨土思想進行研究，其意義就突顯出來，只有深刻理解星雲大師的淨土思想，釐清人間淨土與他方淨土的關係，人間淨土與人間佛教的關係，才能夠更好理解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實質內涵，和星雲大師建設佛光淨土的終極導向。
人間佛教之跨學科研究暨應世之論述
德國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曾經批判包括佛教在內的東方宗教缺乏入世的政治智慧與經濟倫理，實際上也有很多學者反駁了韋伯的看法。有不少研究表明，佛教，甚至是印度佛教的發展中都表現出大量有關政治的論述，蘊含了豐富的政治智慧與倫理。
論惠能大師革新佛教的意義及對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本文認為，惠能大師作為中國禪史上開一代新風的禪師，其出現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惠能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又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和陳式化的修行方法的革新，還有與老莊的自然主義、玄學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思想相通。惠能正是順應了時代需要，在繼承和發展佛教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禪法的變革與創新才使中國禪宗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氣象。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
我曾經在數年前所發表的〈批判、圓融、會通―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現代性」〉一文中，提出相對於「現化性」的「人間性」概念，但同時也區別「人間性」這個概念有同亦有異於啟蒙運動的「人文」（humanity；也可譯為人性）之處，最後我界定人間佛教的性格為一「批判性的人文主義」。
為自己懺悔，為他人懺悔——星雲大師論經懺佛事
經懺佛事是中國漢傳佛教的小傳統，是佛教深入民間的形式。但是在明代以後，經懺佛事出現了諸多的弊端：商業化的觀念損害了佛教教義的服務性與無價性，經懺佛事損害了僧才的人格與素質，同時也使佛教被誤解成度死的宗教。星雲大師認為經懺佛事無異於一場無形的法難，給予其以堅決的、有力的批判，同時，仍在其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體系中為其保留一席之地，認為其有殊勝的功德。大師還大大擴大了能懺之方法與所懺之內容。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四講——鈴木大拙與靈性論（二）
近年來關於鈴木大拙最多的討論就是這個問題。其中，Brian Victoria《禪與戰爭》中的批判最具代表性。他的批判非常嚴厲，但也有人提出反駁，引發了大量的爭論，尤其是佐藤平（顯明）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反駁。
佛教文明與「文明交流與互鑑」
本文從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一些觀點的批判出發，剖析了近現代佛教研究所秉持的西方範式的盲點和誤區，特別是作為其思想背景的西方文明觀的偏頗之處，進而分析了「佛教文明觀」的歷史依據，並指出包括「佛教文明觀」在內的多元文明觀對理解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性，對探討「文明交流與互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