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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管理心法
佛教自釋迦牟尼佛創教以來，就有一套獨特的管理學，佛陀所建立的僧團也有健全的組織和完整的制度。因而，佛門自古以來的管理是以自我發心、自我約束、自我覺察為原則，管理目的是為了使僧團能和合發展，俾令正法得以久住。佛教組織管理的核心價值在此，是佛教徒共同接受的主流價值觀。自我身心管理是佛教管理的首要準則，心正則身正，身正則能讓佛教團體走向健全之路，和合發展而使正法久住。星雲大師強調：「管理是一種藝術，有其靈活巧妙之處。」 靈活巧妙在於「心」，從「心」下手才能獲證正報莊嚴；進行環境管理而攝受依報莊嚴。在宗教上，則以自我內心的管理為主，以外在人事的管理為輔。這是必然要求，使有情世間的正報與器世間的依報，得以依正融通，事理無礙。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新書發布座談會 人間佛教傳燈萬方
燈錄》讀後〉，前半部以「承前啟後」論說這套書編撰和出版的重要歷史意義，後半部以「繼往開來」開啟有關「佛光宗成立」的探討。回顧這套書之所以能夠順利出版，體現佛光山教團自覺履行星雲大師所開創的「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佛光宗風和佛光人精神傳統。 慧開法師發表〈從實踐層面理解星雲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述說人間佛教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在此原則之下，佛光教團七眾弟子將持續實踐「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四大宗旨，展開各項弘法利生的事業，讓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的真義與時俱進地推展開來。 ───＊───＊─── 分論壇1B場次的主持人.....
燈續人間，法入塵寰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評析
星雲大師圓寂之後，如何對其龐大的思想遺產進行有系統的梳理，成為當代佛教思想界與文化研究者共同面臨的課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一書的問世，正是在這一歷史與思想交匯點上嘗試。 這是一部在星雲大師圓寂之後，由佛光山體系主導編纂、系統整理其人間佛教思想的大型綱要性文本。其名稱雖承襲傳統「傳燈錄」之格式，卻不以宗門法脈為中心，而是以「人間佛教十大貢獻」為綱目，重新組織大師生前的豐功偉業，構成一種既具思想性又具宣傳、教育功能的經典文本。本書體現出佛光山在思想現代化、組織制度化與文化全球化三方面的戰略考量，也反映了人間佛教從實踐經驗走向理論梳理過程中的結構轉型。在當前全球佛教轉 型為「公共宗教」與「文化資源」的大背景下，該書既是對星雲大師思想遺產的保存與展示，為近現代漢傳佛教文化史研究，特別是台灣以及東亞佛教現代化的理解提供了豐富素材，也是未來學術界深入理解人間佛教思想譜系與實踐形態的一個重要入口。
從金輪仁王到金輪法王 ──釋迦族魚王到甘蔗種的種族變遷軌跡
本文為「佛教與海洋文明」連載專欄第一篇，論及釋迦一族從魚王到甘蔗種法王的變遷軌跡。釋迦族從創世到衰落經歷了數百代，強盛時盛行的是民主制度，創造了金輪王時代輝煌，釋迦牟尼佛在世時，釋迦族已經衰落，聖城迦毗羅衛城讓琉璃王滅掉。釋迦族世俗的金輪仁王的身分，轉換到宗教的金輪王法王的釋迦牟尼佛身上，聖人佛陀創立佛教，其場域超過了迦毗羅衛王朝，其聖王或法王的地位及其歷史影響超過歷代前朝，延續2500餘年仍然沒有衰滅。
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唐代僧籍管理制度
《佛光山清規》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
漢傳佛教能夠綿延千年而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漢傳佛教能夠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與時俱進，不斷地進行自我革新與發展。佛教作為一個龐大而鬆散的社會文化組織，是由成千上萬座佛教寺院、精舍和居士林等各種組織共同構成，如果沒有一套合理完善的組織管理制度，各種佛教組織能夠持續運行則是無法想像的，或者說是不可能的。因此，對於佛教而言，管理制度是佛教組織存續和運行的前提，也是佛教文化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基本保障。「清規戒律」就是中國漢傳佛教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套組織管理制度。
《佛光山清規》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
漢傳佛教能夠綿延千年而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漢傳佛教能夠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與時俱進，不斷地進行自我革新與發展。佛教作為一個龐大而鬆散的社會文化組織，是由成千上萬座佛教寺院、精舍和居士林等各種組織共同構成，如果沒有一套合理完善的組織管理制度，各種佛教組織能夠持續運行則是無法想像的，或者說是不可能的。因此，對於佛教而言，管理制度是佛教組織存續和運行的前提，也是佛教文化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基本保障。「清規戒律」就是中國漢傳佛教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套組織管理制度。
「社會理性」—佛教研究的新視角—從馬克斯‧韋伯的誤解說起
宗教理性化的概念，作為馬克斯•韋伯理想類型的研究方法之一，是韋伯宗教社會學體系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它主要是強調信仰的普遍性和信仰實踐的制度化，主張信仰的除魅，主張宗教信仰的社會實踐形式，並非某些特定個人的精神優越和信仰特權，而應當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無論何人都能夠基於信仰及其實踐方式，得以進入現實社會、日常生活。它的基本內涵，就是要求在信仰體系面前一視同仁，不分貴賤地共同覺悟。 佛教之相較於基督教，無論在信仰的選擇層面，還是在崇拜體系的構成方面，都存有很大的差異。可是，就宗教社會學的基本學術宗旨而言，它關懷的往往不是信仰以及信仰什麼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仰體系能夠對現實社會發生何種影響的問題，一種宗教信仰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路徑及其結果問題。 本文試析佛教的理性化問題，並不源自於西方基督教現象，而是中國人如何處理國家與個人信仰、社會與宗教構成、佛教信仰如何能夠進行社會實踐等現代性問題，而不局限於個人冥想、私人修持、覺悟自證。同時，這也關係到當代中國佛教研究的方法論，是關涉到中國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及其模式的重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