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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聖之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再造——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宣導的信仰方式為中心
個體化與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徵，作為社會的構成部分之一的宗教亦然。這使得傳統社會整合的最主要形式—宗教在當代社會整合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西方的經驗表明，當宗教走進公共領域時，宗教是否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具有足夠的公共性，即是否可以營造出橋梁式社會資本。近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個體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多重原子化，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整合最大的困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信仰方式以培養菩薩公民為切入點，給佛教帶來公共性特徵：將關係帶進個人，克服時下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義；架構的群體與群體之橋表現為將關係帶進信仰群體，克服狹隘的我群中心主義；架構的信眾／信仰群體與社會之橋，將人間佛教帶進公共領域。這一信仰實踐方式有利於實現對多元原子化之關係格局的改造，實現社會的有序整合。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本文依據星雲大師有關人間佛教社會思想的核心論述，集中討論以佛光山人間佛教模式為基礎的發展宗旨與核心理念，集中展現星雲大師有關佛教社會、德化政治的基本理念，為人間佛教的進一步發展提供遠景藍圖，乃至建構一個圍繞著佛教社會、德化政治為核心價值理念的、全新的人間佛教理論體系。
釋《肇論》、《大乘起信論》對魏晉玄學「有無之辨」的兩種回應及動因—以人間佛教人間概念為中心的研究
「有無之辨」是魏晉玄學熱議話題之一，對於其中存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肇論》、《大乘起信論》在方法論上進行了回應，但是對此學界關注較少。前者通過強調空性達到消除有無二元對立的矛盾，後者則是以眾生心達到統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的目的。至於回應背後的動因，與佛教傳入中國時面對的直接問題有關，也就是為進入世人日常生活提供理論支持。最後討論問題過程中可以發現，我們對於「人間」概念的理解，不應僅僅局限於人生層面，還要從神聖性、義理性、生活性等多個層面來把握。
讀星雲大師〈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有感
星雲大師對般若智慧的現代詮釋——以其《般若經》著述為中心
熟悉的陌生人：兩岸宗教交流中的星雲模式
星雲大師多年來對推動兩岸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講經弘法、學術交流，以及慈善事業等方面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可以說大師是當之無愧的兩岸和平使者。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在理論上來源於大陸佛教傳統，但是他的實踐卻又有著現代的思考和關懷。對於大陸來說，他既是熟悉的、親切的，又是陌生的、新鮮的。為此，本文稱他為「熟悉的陌生人」。本文以宜興大覺寺的重建為例來說明星雲大師在兩岸交流中的獨特角色。大覺寺復建之後，對當地文化起了很大的淨化作用，尤其是傳播佛教文化、淨化人心的努力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在星雲大師所帶來的人間佛教進入本地的過程中，地方原有的佛教傳統與信仰逐漸被喚醒、創建與發明，星雲大師起到了一種文化合力的作用，進而影響到當地的當代文化建設導向。另外，在與大陸的交往中，星雲大師作為一位「熟悉的陌生人」，扮演了一個創造性又有挑戰性的角色，大陸民眾對星雲大師的歡迎、接納、崇敬，甚至是追隨，說明地方信仰傳統已經實現了文化的「疊加」和「新習俗的創造」。
清中葉廣州海幢寺的文學與文化活動
悠遊天外與歌舞人間—從中秋玩月詩看唐代道教信仰
中西宗教改革之比較—從路德到加爾文與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
發生在歐洲的宗教改革，是一場大規模的精神革命和社會革命，西方現代性的自由思想、民族國家、民主政治、經濟倫理、科學理性精神和理性主義哲學等方面，皆有賴於其孕育和培植。而中國的佛教改革，肇始於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運動，在台灣亦方興未艾，成果卓著，重建佛教之信仰，扭轉明清以來佛教邊緣化之頹勢。而路德與太虛大師皆以理論見長，加爾文與星雲大師則都以非凡的實幹家聞名，且如果把這兩場宗教改革放在一個現代化的視域中，相較於各自的傳統宗教，考察它們如何做出創造性的闡發；教義強調的側重點不同之處；有哪些形式上的不同，發現它們相通之處頗多，足可玩味。
星雲大師的戒學思想——以《人間佛教的戒定慧》為中心的考察
佛教的全部思想和修行可以用「戒」、「定」、「慧」三學概括。其中，戒學作為三學的基礎，在整個佛教修行體系中具有根基性的作用，被稱為「無上菩提本」。戒律是佛教信徒樹立信仰的開端，也是需要貫徹在整個修行過程中的基本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