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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佛教動物倫理論析―兼論星雲大師的動物保護思想
佛教動物倫理有著豐富的內涵與外延。它以緣起整體、業報輪迴、諸法無我為哲學根基，展現出平等、慈悲、包容的德性精神，並在嚴格自律的基礎上積極開展一系列護生實踐，呼籲大眾擇取戒殺、節欲、素食等綠色生活方式。在社會各界紛紛宣導尊重生命、保護動物的今天，星雲大師從傳統佛教動物倫理中汲取資源，結合時代精神，作出契理契機的理論創新，為促進動物權益、推動人與自然的和諧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佛教叢林語言規範
語言是一種藝術，運用得體，則人際關係和諧，人生旅途平順多采；表達不當，則容易引起誤會和紛爭，傷人又不利己。其實，中國原為禮義之邦，在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之下，長幼有序，應對進退亦不乖舛。不過，隨著時代的遞變，在民主自由的浪潮下，許多人已不太會「說話」，常常率性脫口而出，其無視場合，不懂分寸，粗氣魯莽之語言表達，常令人咋舌！所以說：「縱然周知天下事，不知進退，總是愚人。」 佛教僧團有著獨特的組織和制度，傳入中國之後，東晉道安大師制定了中國佛教第一部僧制，也是清規的《僧尼軌範》，到了唐代又有百丈創立《百丈清規》，於是叢林便有了在日常生活、修持、行事準則，與語言表達上，可茲依循的禮儀規範。
「星雲價值」能增加社會和諧嗎？
慈惠法師、主持人，來自兩岸的專家學長，還有這麼多這麼多我所熟悉及尊敬的法師，大家午安。我站著講，表示我還年輕，近二十多位專家學者來參加，年紀最輕的是尚老師，請舉手，在那裡？尚老師，您只有三十六歲，在南京大學教書，年紀最大是七十八歲，他站在這裡講話（高希均教授）。我也是南京人，我們兩個相差四十二歲。學問是年紀愈輕愈有活力，如果我講得不對，您可以幫我一些忙。
「星雲價值」能增加社會和諧嗎
我就說當年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發生的時候，提倡德先生與賽先生，一個科學，一個民主。沒有錯， correct，but incomplete (正確，但是不周延)。為什麼？另外二個名詞，一個叫經濟，一個叫教育，沒有放 進去。沒有經濟什麼都沒有，有了經濟實力馬上就要改良教育，有了經濟和教育才容易有科技，次序是應當這 樣的。如果一開始就是民主的話，其後果很難預測，所以經濟、教育、科技、民主的順序，應當是這樣的。
星雲大師文學觀研究
星雲大師的文學作品觀以古典主義為價值標準，追求形式與內容的和諧、真善美的統一。大師認為文學是表情達意的工具，該觀念與大師的佛教立場息息相關，同時又有著胡適的影響在內。在創作觀方面，大師將生活作為文學創作的源頭活水，並認為文學作品應包含作家自我的思想與情感，以胡適的相關思想為中介與中國傳統的「感物」說以及「言志」、「緣情」理論相接。在寫作策略上，大師比較不注重靈感，肯定勤奮在創作中的作用，將創作與生活融為一體大師極為重視文字般若，並以其獨特方式超越了做「第一義」之不可說的言義矛盾。與此同時，大師認為文學具有著豐富的生活價值，這一生活價值既根源於文學所具有的工具性質，能夠給予人知識與眼界，同時亦可修身養性、變化氣質。除此之外，文學還可「以教代刑」，是對佛儒二家思想的融合。大師的文學觀念是一個有機的思想系統，這一系統以古典主義為基本精神，以佛教為立足根本，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為價值指歸，以佛學思想、胡適思想與儒家思想為主要理論資源。大師深諳「善巧方便」的不二法門，將各家思想融於一體，形成了與其人間佛教思想相輝映的文學思想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