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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白話文譯經精神與實踐的歷史意義與未來展望
作為中國歷朝僧傳的第一科，「譯經」歷來是中國佛教史關鍵奠基性的一環。在漫長的譯經史背後，體現的則是「隨國應作」、「令離諸著」、「生善與實踐」等一貫精神，以及從口傳到書寫等傳播方式變革所帶來的不同經文呈現方式。如今，星雲大師不僅接續了中國譯經的傳統精神，提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佛法就是要講得讓人聽得懂」、「行佛」等理念，還組織編纂了《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叢書，為當代人理解佛教提供了更為方便的舟筏。繼往開來，在繼承從佛陀至星雲大師一貫譯經精神的前提下，開展互聯網和人工智慧時代的世界範圍譯經工作，實乃未來佛教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實相體認與實踐轉向—憨山大師與星雲大師認識內外教關係研究
德清與星雲大師同為臨濟法脈，都有著殊勝的人生經歷，以及各自面對著明代與現當代不同的三教、多教的內外教關係環境。這樣的背景緣起催生了德清與星雲大師認識內外教關係上的邏輯有同有異，這主要體現在五乘教乘觀與心性論基礎上認識內外教的邏輯異同。但二大師均有著對內外教認識轉化為對內外教作為諸法現象之一背後實相的認識，以及在認識內外教關係過程中所強調的對當下現實實踐的關注。這些都是德清與星雲大師面對不同環境，在各自時代契機契理地表達，是傳統中國佛教與現代人間佛教間繼承發展關係的體現。
關注信眾對法義的認知
佛法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應為佛教徒所把握，「人間佛教」或「人乘佛教」的弘揚，不能僅以辦活動為目的，而須教導信眾在辦理活動之際，如何攝心，應用佛法要義來面對一切境緣。否則，信眾不知活動是作為接引人信佛，或是作為修持佛法之助緣，而只是為辦活動而辦活動，不僅使各種活動成為庸俗化，而忽略了以「佛法」為解脫道之第一要義。
星雲大師「唯心淨土」的詮釋立場與修持工夫
棲心修道 衲子家風
南北朝涅槃師的判教及其價值意義
南北朝涅槃師的判教，最有代表性的是慧觀的「二教五時」判教，竺道生的「四法輪」判教，以及劉虬的「五時七階」判教。天台宗智顗後來對南北朝判教進行全面反思和總結概括的「南三北七」十家判教中，南方三家以及北方的一家，都是屬於涅槃師系統的判教。 涅槃師的判教，為中國佛教開創了判教這一極其重要的方法論，它後來成為中國佛教教理思想建構的基本方法論。涅槃師的判教雖然被後人超越了，但是其重大的價值意義，以及重要的歷史功績，不容忽視。
《千江映月――星雲說偈》 的選偈範圍與特徵探微
佛教詩選學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可以提供一個立足宗教本位立場來探討中國詩歌史的重要維度。《千江映月――星雲說偈》屬於佛教詩偈的選評本，涉及到選偈的範圍和標準，並建構出其詩選學的特徵。其選偈範圍，體現在時空、宗派信仰和體式三個方面；其選偈特徵方面，除了外在顯性的宣教文學特徵，亦存在內在隱性的宣教體系，仔細分析每一則偈頌所呈現的核心旨歸，不難看出箇中星雲大師所援據的信解行證四門方便法；至於其語言風格層面，則表現為選偈標準上和闡釋層面上的語言通俗性，而非典雅性特徵。
後漢西域譯經家傳記資料研究
本篇介紹後漢時來到中國從事譯經工作的十一位西域譯經家：迦葉摩騰，竺法蘭，支婁迦讖(支讖)，安世高，安玄，竺佛朔，支曜，康巨(康臣)，康孟祥，釋曇果，竺大力的傳記資料; 並且將散見於各佛教史傳，目錄等書的有關資料加以收集研究。文中附有各書收錄後漢西域譯經家名表，國籍表，身份表，譯經年代表，譯經地點表與所譯經部卷數表. 作者並於文末詳列本篇文章所介紹之十一位譯經家傳記資料的各個出處. (僅刊出卷數，頁碼，略去資料原文)
關於江泌女子僧法誦出經
本文依據歷代經錄的記載，對發生在齊末梁初的僧法尼誦出經進行了考證。文章認為，僧祐心目中的「疑經」實際指偽經，與道安並無本質的不同。僧祐開始模糊地意識到存在著真偽難辨、尚需考證的經典，使疑經問題非正式地提上了中國佛教文獻學史的議事日程，這就是僧祐的貢獻。文章指出，時人及後人對僧法誦經事基本持否定態度，這反映了中國佛教可貴的理性精神。也為中國信仰性佛教的健康發展排除了可能出現的干擾與指出了正確的導向。文章對僧法誦出的二十一部經典逐一進行考釋，理清了它們中的一些典籍在當時及後代流傳、乃至入藏的情況。
星雲大師對儒家孝親觀的繼承和超越
孝文化自古以來就是儒家和佛教爭論的焦點。星雲大師是20 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的主要人物，他為人間佛教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他的人間佛教孝親觀深具現實關懷，回歸佛陀本懷，對傳統儒家思想中的世俗之孝進行了創新性的吸收與改造，並融入了佛教的思想體系中出世的特點。這一做法既增強了佛教思想的入世性，又提升了儒家思想的深度與廣度，創造了出世和入世相平衡的人間佛教孝親觀，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