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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的融和發展及其所面臨的幾個問題
眾所周知，人間佛教是近現代以來中國漢傳佛教領域出現的一種新的佛教理念與實踐運動，並在當代大陸和台灣均獲得廣泛的共識和迅速的發展，尤其是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在台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在五大洲的漢傳佛教流行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體現了佛教的一種全新氣象，標誌著一個新的佛教發展時代的到來。
人間佛教價值的「當代知識化」
本文認為西方基督教與人間佛教分屬「二元」與「一元」的不同理論基礎，從而產生不同的思惟方式與價值呈現結構。本文認為人間佛教未來工作，除了深化對人間佛教的理解以外，人間佛教研究更應著手將人間佛教如何與現代世俗的知識話語結合，創造出自己的世俗知識結構，以解決當代的社會問題。
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大師」一語，在近世中國佛教徒中頗有被降格濫用之嫌，甚至被當作對比丘尼的專稱。其實，大師（梵語）在佛教中本是一個相當高級的稱謂，按《本事經》解釋，是指證到須陀洹果以上直至佛果的聖僧，此等人出現世間，以佛法的智慧化世導俗，令諸眾生得無量義利安樂，萬世師表，故稱大師。《瑜伽師地論》卷八二：「能化導無量眾生，令苦寂滅，故名大師；又為摧滅邪穢外道，出現世間，故名大師。」大師又為菩薩的德號之一。中國佛教界歷代被尊稱為大師者，如道安、僧朗、慧思、智者、吉藏、玄奘、惠能、善導等，日本的最澄、空海、圓仁、圓珍，及民國的太虛、印光、弘一，皆是影響巨大、堪為萬世師表的法門龍象，多屬某一宗派的重要祖師或為弘揚佛教作出巨大貢獻的祖師級人物。當今佛教界，真正稱得起大師尊號者，當推星雲和尚為第一人。
從《貧僧有話要說》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最近期論定學說
《貧僧有話要說》是星雲大師2015 年創作並出版的一部著作。這部著作在大師迄今近3000 萬字的著述中，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 其一，這是大師因應近期台灣媒體對於慈濟功德會的指責，奮起為當代佛教護教的著作，著述的特殊因緣使得這部著作具有鮮明的主題，具有高度的現實性及針對性； 其二，這部著作也是大師臨近90 高齡口述記錄的一部著作，它非常系統地記錄了大師最近期的學思，因而是可以反映及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最近期論定學說的一部重要著作。
人間佛教與佛教的現代化
近幾十年來，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向現代化社會邁進了一大步。與之相應，各種社會文化都面臨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傳統？二是如何適應現實的社會？如果說，特定的傳統往往是特定意識形態現代化的「載體」（亦即具體的思想內容），那麼，特定的社會條件則常常是某種意識如何現代化的現實根據（亦即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及如何發展）。
人間佛教——佛教對當代發展趨勢的因應
在我們研究和評論佛教時，當代一些修行法門可被視為是傳統佛教的革新運動。因為，這些現代修行法門都是因應眾生需求而發展出來的，皆可稱之為「人間佛教」。問題是，佛教團體如何面對這個發展趨勢？同樣的，在佛教的學術研究上，我們如何去理解和處理現今佛教出現的這種挑戰。
從「持戒」到「給人因緣」——《佛法真義》與星雲大師的「佛教仁學」
人間佛教乃是當代漢語佛教的主導形態，其中，由星雲大師領導的台灣佛光山系統，是世人公認最為成功的典範。筆者曾撰文指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不是星雲大師一人之思想，而可視為是全球化時代漢語佛教對現代性的一個「集體性」思想應對，故有其新的佛教形態學的意義。從規範性的角度說，此一新的佛教形態學即是「佛教仁學」，乃是人間佛教行者基於佛教的般若智慧與慈悲精神，將中華「仁學」原則自覺地接納，進而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最徹底地貫徹落實之的形態表現。對於「佛教仁學」形態的有效性、局限以及未來發展，自然仍有討論的空間，這裡，筆者擬結合星雲大師新著《佛法真義》，特別圍繞大師對「持戒」與「給人因緣」的詮解，對星雲大師的「佛教仁學」再作一申論。
人間的覺者，新時代行佛——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2019年6月11日，簡體中文版《星雲大師全集》在南京舉行首發式。又一次見到久別的大師，我不禁心潮起伏，刹那間時光倒流。 2001年，美國發生「911」之後不久，我在佛光山紐約道場初次見到大師。那一次見面，大師跟我說，他在努力促成把法門寺的佛指舍利迎請到台灣供奉；那一次見面，大師還跟我解釋為什麼要把第五戒「不飲酒」改為「不吸毒」。從此以後，大師在我的心目裡始終有這兩根支柱：一是致力於傳統佛教煥發與時俱進的現代活力，二是依託佛法致力於兩岸的交流與和諧。
佛法在人間——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感
近日，收到了佛光山寄贈的星雲大師《佛法真義》三冊，斷斷續續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將三冊書捧讀一遍。時值杭州春日，窗外風景如畫，室內書香陣陣，如沐春風，佛法奧義在星雲大師的筆下娓娓道來，淺顯易懂而發人深省，明白易曉而直指內心，如同一位長者陪伴身旁，耳提面命，諄諄教誨。
人間佛教理論的精要讀本——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在為吳華博士《民國成都佛教研究（1921-1949）》所寫序中，我曾強調：「中華民國的建立，不只是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體制，同時還把封建體制下凝固的文化傳統擺在了新時代的激變與轉折之中。新型的民主共和體制，要求國家政權與文化與此相應，舊有的一切適應封建體制的政治結構與文化傳統通通需要轉變自身。」佛教作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最有影響力的宗教，顯然也須要轉變自身，以順應此一時代巨變的社會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