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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佛教論義文書寫研究 ─兼論隋唐時期佛教的人間性實踐
當今人間佛教的弘法已形成普及化、國際化趨勢，然而在其發展過程中仍存在佛法「俗化淺化」、「缺乏清淨修持」等質疑，面向質疑，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本文通過釋讀P.2670、P.2871、P.2930、P.2770V、P.2807 等寫卷，梳理論義文本的書寫特色，結合中古時期的佛教人間化實踐，深入挖掘人間佛教的歷史價值。「陳述佛法東來」的內容，體現了人間佛教與政治的緊密關聯。「文本書寫」與「論辯講說」構成論義活動傳授知識的兩種基本形式，蘊含著承自原始佛教的「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並舉並重的弘法思想。「文本書寫」以「藉助傳抄關係」和「運用共有模塊」的方式構建了論義文本之間聯繫緊密的網絡，「論辯講說」的內容體現了啟發信眾自覺自悟、調和入世與出世、關注社會眾生的人間性特徵。「稱頌論場大德」的書寫則表明佛教修習應當在社會生活中進行，在接觸大眾中觀照內心執著。
論星雲大師人間性與超越性相結合的美學思想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強調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注重佛教文藝在弘法中的積極作用，故而星雲大師雖不曾有美學方面的著作，但其美學思想卻得以通過這些藝術活動而傳達。本文認為星雲大師美學思想具有人間性與超越性相結合的特點，其中，「人間性」是星雲大師對佛法人間性格強調的結果，具體表現為日常生活審美化以及道德化的審美取向。但是，星雲大師美學思想中的「人間性」特徵建立在佛教世界觀的基礎之上，在這一世界觀中，「人間」作為修行的道場，其最終目標是建立具有超越性的「人間淨土」，故而星雲大師美學思想中的「人間性」並非對現實中日常生活的簡單回歸，而是作為一種表象，在最終的審美境界中與「超越性」相結合，共同構成星雲大師的美學思想。
人間佛教的管理心法
佛教自釋迦牟尼佛創教以來，就有一套獨特的管理學，佛陀所建立的僧團也有健全的組織和完整的制度。因而，佛門自古以來的管理是以自我發心、自我約束、自我覺察為原則，管理目的是為了使僧團能和合發展，俾令正法得以久住。佛教組織管理的核心價值在此，是佛教徒共同接受的主流價值觀。自我身心管理是佛教管理的首要準則，心正則身正，身正則能讓佛教團體走向健全之路，和合發展而使正法久住。星雲大師強調：「管理是一種藝術，有其靈活巧妙之處。」 靈活巧妙在於「心」，從「心」下手才能獲證正報莊嚴；進行環境管理而攝受依報莊嚴。在宗教上，則以自我內心的管理為主，以外在人事的管理為輔。這是必然要求，使有情世間的正報與器世間的依報，得以依正融通，事理無礙。
佛教信仰的基本體系及其人間性支撐—兼論星雲大師佛教信仰的基本特徵
佛教是一種文化，其內核是一種信仰。作為文化，佛教有其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方面的豐富內容。作為一種信仰，而且不是一般的哲學信仰、政治信仰或科學信仰，而是一種宗教信仰，佛教有其獨特情感依託與精神訴求，形成一種具有神聖意義的信仰體系。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醫療觀
佛教對於疾病的醫療有著自身獨到的認識。現今，以星雲大師為領導的佛光山人間佛教，更有其現代化、人文化的醫療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醫療觀，基於對疾病的認識與分類，進一步給出相關醫療態度與方法的見解，頗具準確性與合理性。它不僅吸收了古代漢傳佛教的精到之處，又面對當今的時代形勢加以創新發展，一方面有源可溯，又一方面適應時代。它兼備古德慈悲濟世的醫人理念、清淨安養的修心理論、佛教性的醫療方式，以及面對疾病生死的寬宏態度，還提倡科學預防與醫療、中西醫結合治療，以及重視心理疾病等，突顯了人間佛教的佛教本色與時代特色。此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醫療觀「與病為友」的思想與個人關懷導向，更是對個人與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
唐代士人趨入寺院緣由考探
唐時佛教、寺院文化繁盛，吸引了眾多士人趨入寺院，他們或遊觀題詩，或祈祝行香，或讀書講學，或謁禪會友。與此同時，寺院閒置之境可因時代背景、個體遭際、因緣和合的差異，而成為後者或偶憩，或暫居，或閒隱，或避難的場所。本文以新舊《唐書》、《全唐詩》、《全唐文》及唐·筆記作品中的相關資料為線索，從應制、遊觀、題詩、禮拜、讀書、探物等多個角度，對唐代士人趨入寺院的緣由進行考探。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社會思想芻議
星雲大師是人間佛教的宣導者和實踐者。星雲大師在數十年的弘法利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了系統的佛教社會思想，內容涉及社會各個領域。本文選擇星雲大師的政治觀、家庭觀、教育觀進行初步分析，探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社會思想的理論創新與實踐開展，彰顯人間佛教的現代性意義，從而促進佛教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慧遠與鳩摩羅什法身觀新論—以善巧方便溝通證法與教法為視角
佛教新書評介
(一) 道安法師七十歲紀念論文集、(二) 禪學與唐宋詩學 (杜松柏)、(三) 佛教與基督教完全觀之比較 (沈介山譯)、(四) 佛性與般若 (牟宗三)
太虛大師的佛耶對話及其對現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中國佛教面臨內外困境亟待革新，二十世紀早期傳教士對待佛教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在民國時期進行了有效的交流對話。其中太虛大師站在佛教本位立場；對基督宗教神學中的上帝觀與神創論、靈魂觀與博愛觀進行了批判；但在佛教革新過程中，也發揮善巧方便的智慧對基督宗教現代性的組織、傳教方式等進行了肯定並借鑑。民國時期的《教務雜誌》中也反映出太虛大師的基督教神學觀，及其對基督教現代方式的借鑑，同時對於太虛大師和佛教現代革新也多有涉及。從基督宗教與佛教兩方面的文獻對太虛大師這場佛耶對話的個案進行梳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佛耶對話研究及今天的宗教對話，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