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劉禹錫與佛教
中華佛教，特別是學術，自隋代開始「獨立」後，入唐即稱鼎盛，廣泛影響國人生活，唐代如韓愈等排佛崇儒的儒學名家，尤係如此. 劉禹錫生來，其性即聰慧不凡，自幼受到佛學熏染，深得名僧靈澈，皎然器重，故其學問大成以後，茍為文，則多見反應其直接間接受了釋門學術的深刻影響; 若為詩，則多見表現其個人對釋家高僧文物的特別欽仰. 本文作者輯錄集本，外本所收，經劉氏吟和的詩歌，其中充分表現他個人對釋家高僧，文物特別欽仰者，並用全唐詩內所收新編十二卷劉禹錫詩，相與校對付印. 由這些作品可明顯看出，劉禹錫自幼即與中國佛教佛學及佛化，結了不解之緣，亦可獲知他個人不厭其煩地反復表白，個人由愛佛而信佛，深受佛教佛學的影響。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詮釋的六個理念
在詮釋經典的方法上，佛教自初期聖典即教導「四依止」：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開啟了佛教經典在不同的人、事、時、地、物的條件因緣中，有了回應、調整與適應不同地區、對象、文化的詮釋空間，郭朝順教授指出：「佛教若要維持存在世間，必定在時間遷流與世事變化之間，時時保持對其所處時代之問題，具有隨緣回應與自我調整的能力，才能維持佛教之精神方向。」
「疾虛妄」與「開真際」——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評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事業取得了前無古人的偉大成就，大師之所以成功，固然是由於其堅韌不拔的精神、崇高的人格魅力和非凡的組織管理才能，但更重要的應該還是大師對佛法信仰的堅守。無論外部世界如何變化，大師都始終堅守著佛教的根本，詮釋和實踐佛教所指出的人生道路，以大願力、大智慧從事弘法度生的事業，未嘗稍有懈怠。
從佛教詮釋學的視角看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
詮釋—對於經典、傳統或文本，給予合理的解釋，以達成意義的理解、思想的創新、文化的轉型、宗教的發展—，是人類文明與思想中一個既古老又普遍的現象。古代印度的吠陀文明，希伯來《舊約》傳統，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佛教，華夏六經及諸子傳統，佛典漢譯及其詮釋，希臘哲學、宗教傳統，耶穌基督的《新約》聖經文化，默罕默德的《古蘭經》傳統等，上述這樣的文化、宗教、哲學傳統中，沒有一個不曾經歷經典詮釋與理解的實踐。也正是這個緣故，以詮釋、理解作為對象的學問—詮釋學，正如美國學者唐納德．羅佩茲的說法，「無論如何都不是一門新科學」。
《釋迦牟尼佛傳》與「新僧」星雲的宗教情懷
原始佛教的業報思想
業報思想早已發生於印度民間，但於《阿□婆吠陀》時期始有文字記載，此為佛教業報思想之端緒. 至梵書時代，則有善惡行為是引發善惡果報的認識. 到奧義書時期則採梵書時的思想原型，以輪迴思想為基礎，而成立了較合倫理道德，哲學理論的業報論。 原始佛教的業報思想，是佛陀採奧義書時期的業報說，並融合緣起法則所提倡的. 其與外道不同的特徵，就在它是站在無我論的立場，主張無一固定的靈魂受報輪迴，認為業力並不是一種依附於固定的靈魂，而是生命繼起的營造力 ; 並認為有一變化無常的心 (意識) 為業之所憑依，認為心執造業引後有故而輪迴受報. 最後提到，在十二緣起系列中 ，「行緣識」是表示了業與心的關係，但在原始經典中，對於十二緣起支的解釋尚且沒具體的說明，此則給于部派佛教留下了一大課題。
返本開新：論佛光山教團的「四大宗旨」
在漢傳佛教脈絡之下孕育而生的「人間佛教」,在當代能夠盛行於台灣, 與其平易近人的弘法型態有密切的關係。尤其「人間佛教」的事業豐富多元, 寺院也多位於繁華的大都市,僧侶往往基於弘法的需要而必須親身融入現代都會。他們不但生活在塵俗之間,以其笑臉來接引大眾,以其親切來服務信徒, 從而拉近了僧俗之間的距離。甚至在弘法過程中經常會運用現代化的設備,搭 配聲光效果、舞台演出等嶄新的方式呈現,以期吸引眾人的目光。
佛光山寺建築命名理念
佛光山總本山的建築命名相當特殊，體現了星雲大師建設人間佛教的道場的期許與願望，而佛光山建築命名，可略分成三大部分「佛光教育」、「佛在我心」、「人間佛陀」，內容依據主題的不同，分別探討人間佛教的六種性質，與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性格，經由對命名的探討，來窺見一代宗師弘法為教的風範。
從星雲大師的飲食觀淺論佛光山的飲食文化
「吃飯」，在佛門是一種修行，也是度眾的方便法門之一。筆者自2001年奉佛光山調派，擔任大師之飲食侍者一職。由於隨侍大師左右，自詡猶如佛世時代，阿難乃能親事佛陀一般，將佛陀之言教如是我聞的背誦出來，是我撰寫本篇論文的動機。本文嘗試以星雲大師的飲食習慣和觀點作為基礎，從大師日常生活當中，整理出平時對弟子們的開示與勉勵，進而解讀佛光山的飲食文化之特色，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和推廣相呼應與印證是為初衷。文本架構將先從佛教僧團之飲食傳統與演變來作說明，接著再從佛光山的飲食文化來切入，繼而探討星雲大師的飲食蘊味，並從大師的飲食觀中來論述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性格。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