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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本來就是佛教——人間佛教座談會專題開示
人間佛教不是我星雲的佛教，我只是隨著這個時代，和歷史的發展，覺得人間佛教在這一個時代的佛教裡，是更昇華一層，更重要、更直接直指本心的佛教，就跟隨大家一起擁護。
敦煌佛教論義文書寫研究 ─兼論隋唐時期佛教的人間性實踐
當今人間佛教的弘法已形成普及化、國際化趨勢，然而在其發展過程中仍存在佛法「俗化淺化」、「缺乏清淨修持」等質疑，面向質疑，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本文通過釋讀P.2670、P.2871、P.2930、P.2770V、P.2807 等寫卷，梳理論義文本的書寫特色，結合中古時期的佛教人間化實踐，深入挖掘人間佛教的歷史價值。「陳述佛法東來」的內容，體現了人間佛教與政治的緊密關聯。「文本書寫」與「論辯講說」構成論義活動傳授知識的兩種基本形式，蘊含著承自原始佛教的「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並舉並重的弘法思想。「文本書寫」以「藉助傳抄關係」和「運用共有模塊」的方式構建了論義文本之間聯繫緊密的網絡，「論辯講說」的內容體現了啟發信眾自覺自悟、調和入世與出世、關注社會眾生的人間性特徵。「稱頌論場大德」的書寫則表明佛教修習應當在社會生活中進行，在接觸大眾中觀照內心執著。
人間佛教經典詮釋的現代模式—以星雲大師對《心經》內容與實踐的 解讀為例
印度的佛教作為異域文化，通過異地的語言文字形式傳播到了中國，經歷了出經、譯經、解經、印經、傳經等歷史進程，逐漸形成以經典為核心信仰對象的經典崇拜。《心經》是極為重要的般若經典，星雲大師對接兩千年來的經典崇拜傳統，反思傳統和今人詮釋的不足，對《心經》做出現代化的內容與實踐的解讀。代表了人間佛教經典崇拜的新模式，指明了未來經典詮釋、經典實踐乃至於整個佛教發展的正確方向。
人間佛教的傳播
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人間佛教的傳播，我想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過去幾世紀以來，佛教的弘傳情況。根據佛教歷史記載，佛教首次自印度外傳至斯里蘭卡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佛陀在世，約公元前五世紀之時。到了公元十三世紀，佛教在歐亞大陸東南部廣大地傳播，我個人稱其為「大佛教環線」。
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佛光山佛教實踐的當代價值
佛教歷史悠久，典籍浩繁，派別眾多，歷史上也曾不斷地與不同地區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信仰交融融和，形成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佛教大觀園。於是，應機設教就成了佛教重要的具有圓融性質的方便法門。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自然也存在著魚龍混雜的現象。苦修的海城大悲寺模式、喧囂的嵩山少林寺模式、盛大的無錫 山寺模式，當然還有台灣的中台寺模式、慈濟模式等等，太多的佛教盛況，正不斷地累積著佛教的社會形象與社會觀感。彷佛資訊時代海量資訊的碎片化處理一樣，資訊的接受者往往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幸運的是，星雲大師以及他所親手創辦的佛光山，數十年如一日，秉承人間佛教的理念，契理契機地開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佛教實踐活動。可以說，佛光山的佛教實踐，無論是文化教育事業的廣泛開展，還是管理模式與海外拓展的創新，就像是一座燈塔，詮釋著佛教的信仰屬性、文化屬性和生活屬性，為人們理解當代佛教、甚至宗教的本質，提供了一個鮮活的範例。
溯源與流變：佛光山系統十八羅漢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十八羅漢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產物，是中國羅漢信仰的重要形式，自唐代產生後迅速發展，影響遠超過「正統」的十六羅漢。歷史上關於十八羅漢多出來的兩位究竟是誰，一直沒有定論，由此出現不同的系統。佛光山系統的十八羅漢是中國羅漢信仰的最新發展與重大變革，尤其是將具名的女性羅漢吸納進來，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彰顯了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的弘法宗旨。
佛學與現代醫學：佛教醫學引論
本文以古老的東方佛教和現代西醫學為對象，從東西方文明會通的角度，探討了兩者內在契合與互補，初步提出了佛教醫學的概念及整體框架，並分析了佛教醫學的特點。本文前言部分指出了佛學與醫學在東西文明溝通中的特殊地位。然後從科學性質、結構目的的三個方面分析了佛學與現代醫學的內在契合，指出歷史悠久的佛學完全可以被視為一門古老的現代醫學，並對應於現代醫學模式，從傳統佛學思想中提出了「根─識─塵」理論作為佛教醫學的整體框架。最後在與現代醫學的對比中，總結出佛教醫學的三個特點：完整的哲學根基、獨具的新身關係理論何有效的禪定治療體系。最後，本文簡要論述佛教醫學對人類建設新文明的啟示。
為當代佛教的佛理詮釋困境探尋出路
從二○○○年《往事百語》中的〈重新估定價值〉，二○一一年《合掌人生》中的〈我的新佛教運動〉，二○一三年《百年佛緣》行佛篇中的〈佛法新解—讓真理還原〉，二○一五年《貧僧有話要說》中的〈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我訂定佛教新戒條〉，到二○一七年的《佛法真義》，均可視為大師晚年階段系列發表佛法「新解」之成熟作品的共同風格。
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辯論考
十三世紀末期，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召集下，曾有漢地禪僧與帝師八思巴就禪宗教義，歷史，言詮，公案等問題作出討論，作者指出，這場漢，藏佛教高僧的對話是自八世紀拉薩的吐蕃僧諍以來一場重要的辯論，但當今學者卻甚少對之有所著墨，實則這場辯論對八世紀的僧諍適可作一輔助性的理解。 第一部分，作者自時人鄧文原，賈汝舟，和《元史》的記載中，嘗試勾勒出當時辯論的經過和主題，證明對話的內容為禪僧引用宗密的著作說明禪的定義，修證和層次，最後並獲得八思巴給以「甚深般若」的讚賞，顯現十三世紀禪宗的頓漸理論已漸得成熟的發展，而其理論中的「自心」，「真性」與薩迦派的「唯識」理論相當接近。 第二部分，作者上溯八世紀的吐蕃僧諍，回應某些美日學者自敦煌史料對此場僧諍是否存在的質疑，認為以八思巴對西藏古代史事的熟稔，為何在與漢僧的對話中絲毫未提及八世紀禪宗僧侶摩訶衍在西藏挫敗的往事，反而對禪宗表現極大的讚賞? 作者故推論，八世紀在西藏的僧諍，當是在八思巴後，西藏的史家所杜撰出來的，杜撰的因素，也與八思巴在元廷的成就帶給藏人的自信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