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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現代化及其「社會理性」—基於星雲大師和佛光山人間佛教的考察
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與宗教發展連繫緊密，借助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理性化相關論述，有助於探討現代化與當代佛教的多重互動關係，即佛教現代化與佛教「社會理性」的關係問題。佛教的「社會理性」是指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佛教共同信仰為基礎，以「功德共同體」為信仰行動中心，經由信仰方式與信仰實踐，所形成的普遍性信仰和制度化實踐特徵。星雲大師和佛光山的人間佛教，以其獨到的理念與實踐，極大促進佛教的現代化，發揚佛教的「社會理性」，從而構成一種具有社會理性的、個人與社會共修共業的、共同認同佛光山人間佛教理念的佛陀信仰共同體。因此，佛教「社會理性」的生成，既是佛教現代化的內在需要，亦是佛光山人間佛教「共修淨化人心」與社會宗旨的社會學本質。藉此亦可反思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理性化範式。
僧團．教團．社團—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機制研究
作為二十世紀以來「人間佛教」思想的重要宣導者與實踐者，星雲大師將佛教的現代化及其「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基於現代佛教社團的組織理念與運作模式，契理契機地建構為一種社會實踐方式，能夠有機地與其他社會系統進行理性互動，使「人間佛教」真實而深入地成為一種社會信仰方式。以此為基礎，本文以近代佛教改革思想為研究背景，梳理「人間佛教」從「僧團」—「教團」—「社團」為中心的現代佛教組織之歷史變遷及內在邏輯，運用宗教社會學的相關概念與方法，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實踐機制和「星雲模式」之基本構成，做出深入的分析與討論，揭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博大精深的佛教社會學理念。
超凡入聖—「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的神聖性建構問題探析
宗教的本質和魅力在於其出離世間的神聖性，而人間佛教目前面臨神聖性缺失的質疑。本文以「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為中心，考察其對佛教「神聖性」的建構。神聖性概念借鑑自西學，無論西方學者如何爭論，對於神聖性來自於人為建構這一點，是認識一致的。星雲大師認為對神聖性的建構其實是靠信仰而體悟、依信仰而呈現神聖性，神聖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的開顯是建立在堅定的信仰之上的。人間佛教認為神聖性與世俗性的關係是統一而非對立的，神聖性就體現在世俗生活之中。星雲模式人間佛教對神聖性的建構至少體現在5 個方面：以教義闡發論證義理的神聖性；以行佛修行體悟信仰的神聖性；以佛像建築彰顯空間的神聖性；以戒律制度維護秩序的神聖性；以社會參與建構終極追求的神聖性。其體現出的理論特徵，一是以理性建構內外結合的神聖性，二是以社會性建構不離世俗的神聖性。從神聖性建構這個維度來看，「星雲模式人間佛教」具有極強的生命力。
敦煌佛教論義文書寫研究 ─兼論隋唐時期佛教的人間性實踐
當今人間佛教的弘法已形成普及化、國際化趨勢，然而在其發展過程中仍存在佛法「俗化淺化」、「缺乏清淨修持」等質疑，面向質疑，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本文通過釋讀P.2670、P.2871、P.2930、P.2770V、P.2807 等寫卷，梳理論義文本的書寫特色，結合中古時期的佛教人間化實踐，深入挖掘人間佛教的歷史價值。「陳述佛法東來」的內容，體現了人間佛教與政治的緊密關聯。「文本書寫」與「論辯講說」構成論義活動傳授知識的兩種基本形式，蘊含著承自原始佛教的「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並舉並重的弘法思想。「文本書寫」以「藉助傳抄關係」和「運用共有模塊」的方式構建了論義文本之間聯繫緊密的網絡，「論辯講說」的內容體現了啟發信眾自覺自悟、調和入世與出世、關注社會眾生的人間性特徵。「稱頌論場大德」的書寫則表明佛教修習應當在社會生活中進行，在接觸大眾中觀照內心執著。
人間佛教的管理心法
佛教自釋迦牟尼佛創教以來，就有一套獨特的管理學，佛陀所建立的僧團也有健全的組織和完整的制度。因而，佛門自古以來的管理是以自我發心、自我約束、自我覺察為原則，管理目的是為了使僧團能和合發展，俾令正法得以久住。佛教組織管理的核心價值在此，是佛教徒共同接受的主流價值觀。自我身心管理是佛教管理的首要準則，心正則身正，身正則能讓佛教團體走向健全之路，和合發展而使正法久住。星雲大師強調：「管理是一種藝術，有其靈活巧妙之處。」 靈活巧妙在於「心」，從「心」下手才能獲證正報莊嚴；進行環境管理而攝受依報莊嚴。在宗教上，則以自我內心的管理為主，以外在人事的管理為輔。這是必然要求，使有情世間的正報與器世間的依報，得以依正融通，事理無礙。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援儒釋佛」—以儒佛融合為視角
人間佛教的生死哲學—取徑天台教觀的詮釋
星雲大師的「生權」觀念與人間佛教理論的最新拓展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進行「傾聽」的現代日本佛教──應對社會需求的臨床宗教的嘗試
本文通過現代佛教為應對現代人的認可需求而進行的「傾聽」這一實踐，來考察現代宗教的社會貢獻的可能性。具體來講，在第二節中，對以東北大學的實踐臨床宗教學講座為中心進行的臨床宗教師的培養這一構想，是從關懷(Care) 的角度來分析。在第三節中，從傳統傾聽到現代傾聽的特徵，以傳統傾聽形式「教誨師」，現代傾聽形式「傾聽志願者」、「牢騷搜集」為例進行說明。最後，對以滿足認可的需求及確保生活基礎為目標的秋田縣藤裡町的實踐中，成為關鍵人物的袴田俊英住持的事例進行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