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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七——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五）
這次要談的是大崗山超峰寺派。高雄大崗山超峰寺的開山者為義敏（1875-1947）、永定（1877-1939）師徒，他們早年卓錫於台南開元寺，1903年師徒二人移錫超峰寺，於殖民時期開創出具全台影響力之法派，派下分別院主要集中在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一帶。
〈台灣佛教新史〉之七——清代改明鄭園邸為官寺及其倡建人物
清代寺廟分官寺、民廟與會館三類，官方審定通過後准予建設，清代治台初期最有名的三座官建寺院皆與鄭氏三代政權有關，依創建時間序分別為法華寺（原明末遺臣李茂春宅）、大天后宮（原寧靖王朱術桂宅邸）、海會寺（原鄭經北園別館）。 這三座原為官宦宅邸而被改為寺院，自然與鄭氏政權息息相關，清廷為消彌臺民懷思前朝之治理，特於治台初期將這三座宅邸改為道場。有清一代由官方主導建寺者多不勝數。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星雲大師於1998 年正式公開倡導「三好運動」，邀請時任副總統連戰先生共同推動。本文主要說明兩個主要問題：一是「三好運動」的倡導及其影響，其中論及近代最早提出「三好」的印光大師，其所述「三好」的內涵大抵配合念佛法門，希望信眾依此而增上，積累往生資。再者，闡述星雲大師對於「三好」的再詮釋與創新。「三好運動」在台灣社會已人人耳熟能詳，還在世界五大洲推展。「三好運動」從自身的修鍊，進而達到社會、國家的安定，引領我們邁向清淨的國土。 二是推動「三好運動」與政治關係解疑，其中論及邀請國家掌權者而引發的相關問題，無須諱言，即牽涉到「政治和尚」這種汙名化的問題。由「政治和尚」問題，反溯中國早期道安法師所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重新解讀，間中以智顗大師、宗密大師、太虛大師等人的例子作出說明，並重新檢討「政治和尚」此詞的內涵，解疑星雲大師是「政治和尚」的說法。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三）
本節來談談台南開元寺派崛起的經過。台南海會寺（即今開元寺）建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在北園別館基礎上修建的「官寺」之一。 從最初延聘泉州僧志中禪師及其弟子起，開元寺傳承迄今不輟。但是，約在乾隆末年、嘉慶初年時，其法派卻從最初的曹洞宗轉為臨濟宗，可見其法派並沒有一貫。日本殖民統治之初，其門下僧侶到鼓山湧泉寺受戒，雖也受法臨濟，但與清代之臨濟宗派屬不同支系。
〈台灣佛教新史〉之三——鄭氏三代與東寧寺院
1661年，鄭成功（1624-1662）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開始了鄭氏三代的經營，然明代以來與荷蘭人交手這並非第一次，早在鄭和（1371-1433）下西洋即有經驗。 船堅炮利的的西方殖民者覬覦與中國通商的高獲利，以巨艦大砲強行開港之心未曾稍熄，促使荷蘭人千里迢迢從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尋求商機，分別在1604年及1622年占據澎湖，並於1624年攻占大員（台灣），最後1662年為鄭成功所驅逐，開啟鄭氏三代統治台灣22 年之始。
〈台灣佛教新史〉之二十——日本殖民時期佛教教育： 臨濟宗妙心寺派（上）
日本佛教各宗在台灣殖民初期（1896-1915）所興辦的教育事業，並非針對台籍僧侶、齋友，很大一部分是對殖民「國（日）語」政策的助成，直到1915 年「西來庵事件」之後，總督府啟動全台宗教調查，與本島佛教具有歷史淵源的禪宗系統臨濟宗與曹洞宗，幾乎在同時投入興辦教導台籍僧侶、齋友的正式機構，其中的緣由，乃1916 年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台布教總監長谷慈圓（1880-1918）向日本本山提出〈鎮南學寮設立申請書〉所具陳的六條理由之一。
當代漢傳佛教中菩薩戒與毗奈耶的相容性——兩岸比較研究（上）
菩薩思想自中世紀以來就穩步發展，成為漢傳大乘佛教的主要特徵。承襲大乘佛教傳統的比丘和比丘尼在三壇大戒戒會中也會受持菩薩戒；換言之，兼受菩薩戒與比丘／比丘尼戒兩種律儀，是大乘佛教出家僧人的顯著特徵。這一情況延伸出值得探討的議題：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當前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中國僧侶對於菩薩戒的認知、理念及其相關實踐為何？雖然這兩個地區根源於相同的漢傳佛教傳統，修行、實踐方式等仍有些許不同。再者，這項長期、跨兩岸的比較研究，也揭示佛教戒律與菩薩思想之間潛在的矛盾與衝突。
同體共生下的佛教新發展——淺談人間佛教發展研討會的意涵
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台灣佛教在各寺院開山者的創立下，數十年的耕耘，已形成各家獨特的風格與宗風，有重視禪修的道場，也有專心念佛的寺院，有著重在教育辦學的教團，也有一心潛修山林的阿蘭若。原本各自弘揚其各有之特色的佛教，星雲大師有感佛教在台灣雖百花齊放，卻因沒有交流互動而缺乏共識，更難以形成佛教的力量。更有道場因老化且人事凋零，欲將寺院轉託他寺管理，這些窘況正說明著佛教需要更多人才，而人才則仰賴佛教的教育，能住持一方的管理者，需如禮如儀的恪遵叢林清規，建寺安僧還要用心辦道，這些都離不開長遠的教育工作。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九——殖民時期佛教文教事業之二： 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所辦期刊（下）
1915 年爆發了與民間宗教有關的「西來庵事件」，日本統治者驚覺此一事件與宗教信仰不可分，謂曰：「對於本島人之本島固有之宗教，在宗教信念的深厚，實出意料之外，不僅關乎社會福利公安甚大，往往奸黠之徒乘之利用其迷信，是否是統治上不能忽視的呢？故體認此調查時勢，說明適當的措施是必要的。」1 這是台灣宗教調查政策的緣起，其中，總督府社寺課課長丸井圭治郎在1919年3 月完成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最為人所熟悉。
當代漢傳佛教中菩薩戒與毗奈耶的相容性——兩岸比較研究（下）
菩薩思想自中世紀以來就穩步發展，成為漢傳大乘佛教的主要特徵。承襲大乘佛教傳統的比丘和比丘尼在三壇大戒戒會中也會受持菩薩戒；換言之，兼受菩薩戒與比丘／比丘尼戒兩種律儀，是大乘佛教出家僧人的顯著特徵。這一情況延伸出值得探討的議題：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當前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中國僧侶對於菩薩戒的認知、理念及其相關實踐為何？雖然這兩個地區根源於相同的漢傳佛教傳統，修行、實踐方式等仍有些許不同。再者，這項長期、跨兩岸的比較研究，也揭示佛教戒律與菩薩思想之間潛在的矛盾與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