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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漢傳佛教中菩薩戒與毗奈耶的相容性——兩岸比較研究（下）
菩薩思想自中世紀以來就穩步發展，成為漢傳大乘佛教的主要特徵。承襲大乘佛教傳統的比丘和比丘尼在三壇大戒戒會中也會受持菩薩戒；換言之，兼受菩薩戒與比丘／比丘尼戒兩種律儀，是大乘佛教出家僧人的顯著特徵。這一情況延伸出值得探討的議題：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當前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中國僧侶對於菩薩戒的認知、理念及其相關實踐為何？雖然這兩個地區根源於相同的漢傳佛教傳統，修行、實踐方式等仍有些許不同。再者，這項長期、跨兩岸的比較研究，也揭示佛教戒律與菩薩思想之間潛在的矛盾與衝突。
僧伽教育下自我的突破
人間佛教下的叢林光影 ─清規制度的中國化與實踐意涵
禪宗叢林制度的創立，可以追溯到佛陀時代的僧團傳統，僧侶在共住共修中秉持清淨和合的戒律生活。中國唐代，馬祖道一開創叢林，百丈懷海制定清規，使寺院生活逐步擺脫單純依賴印度律儀的模式，轉化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清規制度。此制度結合儒家禮樂精神與中國宗法倫理，強調僧團自治、職事分明與和合共住，不僅維護了僧團秩序與修行品質，也適應了歷代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的變遷。 進入現代，「人間佛教」理念強調佛法入世、關懷社會，為叢林制度注入新生，使其由山林閉鎖走向都市弘化，由靜態規範轉化為動態實踐。本文透過歷史演變與制度分析，探討叢林清規如何在保持佛法核心精神的同時，融入中國文化並因應社會需求，進而體現佛教跨文化傳播與本土化調適的典範。透過叢林制度於現代教育、社會服務、文化轉譯中的光影流轉，本文旨在呈現其制度轉型與宗教實踐的時代價值。
德不孤，必有鄰——《貧僧有話要說》讀後感
不忘佛陀初心——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有感
星雲大師是當代著名的佛教高僧，自幼出家，弘法利生70 多年。從大陸到台灣，從華人圈到全世界，大師終其一生努力推行人間佛教，為佛教的復興、社會的和諧及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大師為法忘軀、無私奉獻的行誼利益了無數人，其難忍能忍、難行能行的精神感染了無數人。大師在弘法的過程中，筆耕不輟，著述頗多。而今，大師以耄耋之年，總結了一生弘法利生的寶貴經驗，即是他的大作―《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讀來發人深省。筆者不揣淺陋，試以一言蔽之：不忘佛陀初心。
新時代的新倫理——星雲大師的「十要十不要」
人間佛教的主旨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如何契理契機，攝受大眾，將佛法的正知正見傳達到社會人群之中，使他們在品質層面有所提升，心靈層面有所淨化，日常行事有所遵守，生活倫理有所敬畏，這成為當代宗教家思考的焦點問題。星雲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一書，延續了以往佛教人間性的主題，以及平和親切的敘事風格，用最簡潔通俗的文字，表達著對當代社會倫理走向的人文關懷。大師在書中列出許多欄目來闡述人間佛教的主張，第三十說為「我訂定佛教新戒條」，集中闡述對戒律現代化的思考，「十要十不要」的新戒條，是大師「護教安眾」的創新。這樣的「新戒條」打破了僧信界限，融合了世俗倫理與出世戒法，人人都能守法持戒，世界就會消除人我區別，以同理心來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是「人間佛教」的使命，這就是「佛光新戒條」的普世意義，這就是佛陀一代時教為未來人類帶來的一道光明。
隨緣不變是最好的性格
《大乘起信論》是我最喜愛的佛教經論之一，我曾經5 次研讀，3 次講說，深感論中「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是為人處世的最好性格。 年幼時，我曾立志將來開設農場、學校，服務鄉梓。從佛學院結業出來以後，如願以償，在國民小學擔任校長並兼任教師，令我欣喜不已。當時曾有人暗示我：在世俗上教書，以脫去僧裝為宜。但我棄之不理，因為儘管我隨順世緣，教導學童，然以比丘身度脫眾生是我永世不移的誓願。50 年來，我一襲僧袍，不但在中小學任課教書，也曾應邀在東海大學、文化大學等大專院校講授人生哲學10 餘年。嘗聽人說我是個「做什麼就像什麼」的和尚，回首往事，只覺得慶幸自己不但具有「隨緣」的性格，更能秉持「不變」的操守，從一而終。
人間佛教與人間佛學不二的實踐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讀後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出版，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是經由星雲大師率領的佛光山僧信以實踐為先導、並經由四眾弟子傳承和發揚的理論大總結。這一理論總結從佛教教內看，匯聚了人間佛教與人間佛學不二的實踐成果。同時，因為對傳統佛教的現代契入有甚深的實踐和理論探索，這一成果的理論效用實則早已溢出了佛教的範疇，對傳統宗教的現代轉型具有典範意義。
近世東亞文化交流中的禪宗
綜觀東亞文化交流的歷史，佛教始終是最重要的載體之一，例如中日之間，從「入唐八家」、歷經宋元時期的五山禪僧，乃至於明清之際東渡日本的黃檗宗，在彼此溝通交流的舞台，佛教始終扮演著積極的作用；中韓之間亦然，在朝鮮崇儒抑佛政策大行其道以前，曰佛教為兩國相互觀看交流最重要的平台殆無疑義，新羅金地藏、《高麗大藏經》等相關故實已然膾炙人口。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