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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禪學之發展
《中國禪學之發展》這個題目，中國從來沒有人很清楚地研究過。日本有許多關於禪學的書，最重要的，要推忽滑穀快天所著的《中國禪學史》，因為就材料而言，在東方堪稱為最完備、最詳細。 凡是在中國或日本研究禪學，無論是信仰禪宗，或是信仰整個佛教，對於禪學，大都用一種新的宗教態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懷疑，這是第一個缺點。其次則缺乏歷史的眼光，以為研究禪學，不要注意它的歷史，這是第二個缺點。第三就是材料問題。禪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後來附庸蔚為大國，替代了中國整個佛教。中國現在所有關於禪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後的；其實禪宗最發達的時代，是西元七世紀末到十一世紀―約從唐武則天到北宋將亡的時候，這四百年中間，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難找；正統派的人，往往拿他們的眼光來擅改禪學的歷史。
中國式信仰的出路何在？
信仰到底是什麼？這個概念不解釋，大家會有很多誤解。我們這裡所說的中國式信仰，準確的講是中國漢族地區傳統宗教信仰，第一，它是漢族地區的；第二，它是傳統的；第三，它是宗教的，這三個必須同時具備。在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國漢族地區傳統的宗教信仰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很重要的就是信仰缺失，此外還有一些問題，比如信仰混亂、信仰淡漠、信仰模糊等。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在中國乃至整個東方世界，觀音都是一位極受崇拜的菩薩。有人曾說，觀音是半個亞洲的信仰，這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在中國漢族地區，觀音信仰的流傳更為廣泛，「戶戶觀世音」這樣的俗語就反映了這種流傳的廣泛程度。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人們對觀音信仰在中國盛行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可是，對這種奇特的宗教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從歷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和哲學的角度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考察，卻一直是一個非常薄弱的學術領域。
佛法與眾生法的協和——從佛教中國化論人間佛教及其價值取向
由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就其信仰體系的核心構成而言，實代表了關於宇宙、社會、人生之「存在」與「意義」問題最為透澈的精闢思考與整體領悟。「空」是關於世界現象之「存在」的本質揭示，「緣起」則是關於「存在」的結構性分析。一切「存在」，只要它是以空間―時間的共相維度為其「存在」之基本場域，那麼，這種「存在」就無有例外地是以某種結構性來呈現；而一切結構性的「存在」，便無有例外地必然內含著其自身的被解構性。
淺論慈悲精神與大眾心理需求在觀音信仰中的意義
觀音菩薩，梵文稱「Avalokiteśvara」， 意譯為「觀照世間眾生痛苦中稱念觀音名號的悲苦之聲」，其名號又稱觀世音、觀自在、光世音等，有觀點認為是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而稱觀音，其實不確，在西元185 年支曜所譯的《佛說成具光明定慧經》中已有觀音之說法，而近代所出土的南北朝及隋唐的菩薩造像皆有稱觀音者，故此稱早已有之，非與太宗相關。
從國際跨宗教聯誼看佛光山的傳承在和平信仰中的角色
「佛教社會」與「德化政治」——以星雲大師的佛教社會思想為中心
星雲大師指出：「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因為，「佛教的僧團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當中，人間佛教是其基本原則。所以，「佛陀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原則，首要條件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中阿含經》）。佛陀留給眾生一個最可貴的僧團制度，主要是因為在僧團裡，凡事都是由多人會議決定，不會獨斷獨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臨濟義玄與星雲大師之中國禪宗理念在其當代社會的應用
臨濟義玄（?-866）與佛光山星雲大師（1927-）的年代雖然相隔逾千年，但他們在社會裡，同樣創新地應用禪宗教義幫助發掘人的良善本性，並為當前的生存境況創造超越的價值。二位宗教領袖不僅在迫害中倖存，也將自己的信仰推向了更高的境界。本文研究二位大師將禪宗教義落實在他們所處時代的困境和因緣條件的歷程，尤其著重在回顧義玄、星雲大師如何運用前輩的教誨，改善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並以大家聽得懂的語言，融合現實生活與信仰。
人間佛教之在地化實踐―論新加坡漢傳佛教的「知識化」與「組織化」
新加坡開埠初期，已有華族僧人出任閩幫總部恆山亭之住持，但其宗教任務僅僅是替來自漳州、泉州的移民富商籌募油資、管理香火和看顧義塚，並不具備傳播佛教教義之可能性。實際上，恆山亭內不僅沒供奉佛像，其主神還是新馬華人普遍信仰的福德正神，俗稱「大伯公」，左右兩側是城隍爺和註生娘娘，明顯地屬於民間信仰之神廟，足見其住持雖被冠以「和尚」之名，卻無佛教內涵之實。
佛教造像之「人間性」研究
自佛教從印度傳來，佛教造像也一併傳入中國，而以石窟為主要建造場所。隨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佛教造像的材料和載體逐漸豐富。研究表明，佛教誕生初期的印度已有「人間性」造像，佛教東傳後，中國歷代能工巧匠更是對「人間性」造像進行修改和發展，使其符合中國式審美，表現中國本土文化和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