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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觀察思考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歷程，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3 年至2008 年，星雲大師八次印度朝聖之旅，逐漸堅定了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決心，而大師及其徒眾對回傳途徑和方式的探索亦初見成效，由此形成初步的回傳方案。第二個階段以2008 年德里文教中心的成立為標誌，人間佛教回傳印度，進入建寺辦學、慈善義診、文化交流，以及協調在全印度的弘法之深耕階段，人間佛教的本土化於此展開。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從六朝佛典的翻譯和編輯看佛教中國化問題
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對六朝時代、特別是五至六世紀的漢譯經典中的翻譯和編輯問題進行綜合調查。這一課題，與印度語原典在漢譯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的問題密切相關。本文擬從這一視點出發，就經典的中國化問題做若干考察。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
北魏首都在洛陽期間（495-534），佛誕節的慶典，即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隆重程度。對統治者及漢人而言，雖然佛教不是本土文化，但是農曆四月八日的佛誕節慶典已經很流行，舉城參與。本文針對此公開慶典中使用車輦載佛像遊行的特殊現象，將其傳統回溯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及其文獻，試圖探討這一現象的成功因素。尤其是因為這些因素關係到宗教慶典的功能性角色，以及教義是如何讓宗教受歡迎並持續發展的問題。以佛誕節作為相關的案例研究，是因為1,500多年後，在柬埔寨、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尼泊爾、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台灣、泰國、越南等地，佛誕節依然被訂為國定假日來慶祝。
佛教中的「魚王」
佛教創自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與海洋文化有不可分的連繫，通過對大海中的魚王敘事，為信眾勾勒出一個體積碩大、力量強大的魚王。從佛教於印度創生開始，到大乘佛教廣泛流行，這些魚王的敘事始終沒有斷過，除了成為慈悲利生的榜樣，更多的目的還在於引人入善，走上正道。中國文化中也有類似魚王的描寫，這是因為二國有同樣背景的海洋文化，故而想像出引人入勝的魚王敘事。在佛教經典與教義理論中，尤其是後期佛教中，魚王的身分發生變化，神祕光環越來越少，其出世性與救世性愈淡，破壞性則愈強，此為人們對魚王認識的變化規律。本文試圖揭載佛教裡的魚王功能及其變化，以饗讀者。
人間佛教的孝道觀——以《阿含經》為主
早期佛教學者如陳觀勝（Kenneth Ch’en）和道端良秀等認為，孝道是中國佛教的特色。後來史太朗（John Strong）利用「通俗的佛教故事」證明，孝道在印度佛教也很重要，但他聲稱這是「佛教在通俗層面向婆羅門教孝道倫理的妥協」。另一方面，邵朋（Gregory Schopen）主要以印度佛教的碑文和銘文為資料進行研究，也證明孝道在印度佛教很重要，但指出，孝道的教導與實踐在早期佛教的經典文獻中找不到證明。本文中，我們從早期佛教的經典文獻──主要是巴利文的五部尼迦耶和中譯的四阿含經中，找出許多與孝道有關的段落和經文，由此證明孝道是早期佛教倫理教導的重要部分。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第二章 ——佛教的起源和傳播
佛教的歷史可追溯至其創始人釋迦牟尼佛，他是一位穿梭於恆河流域的苦行僧，透過教化，吸引了 大批追隨者。其所屬時期，同時也是恆河流域歷史上，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此處有一大片「雨林」覆蓋，其中一隅的三角洲，有世界上最大的紅樹林。恆河及其支流的沿岸，是印度次大陸「第二次城市化」的聚落代表區，根據考古遺蹟顯示，印度地區的「第一次城市化」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發生於印度河沿岸；「第二次城市化」則於公元前六世紀達到鼎盛期，城鎮遍布恆河盆地。人口中心區域之間的活躍貿易，奠定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基礎。
恆河之水——印度朝禮佛陀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