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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緣不變是最好的性格
《大乘起信論》是我最喜愛的佛教經論之一，我曾經5 次研讀，3 次講說，深感論中「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是為人處世的最好性格。 年幼時，我曾立志將來開設農場、學校，服務鄉梓。從佛學院結業出來以後，如願以償，在國民小學擔任校長並兼任教師，令我欣喜不已。當時曾有人暗示我：在世俗上教書，以脫去僧裝為宜。但我棄之不理，因為儘管我隨順世緣，教導學童，然以比丘身度脫眾生是我永世不移的誓願。50 年來，我一襲僧袍，不但在中小學任課教書，也曾應邀在東海大學、文化大學等大專院校講授人生哲學10 餘年。嘗聽人說我是個「做什麼就像什麼」的和尚，回首往事，只覺得慶幸自己不但具有「隨緣」的性格，更能秉持「不變」的操守，從一而終。
人間佛教的現世關懷
韋伯（M.Weber）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一書，探討基督新教的合理化發展與現代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選擇性的親近性，開啟宗教對現世文明影響分析之先河。韋伯晚年寫成的《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更進一步檢視不同宗教對現世經濟生活所抱持的態度，以突顯出基督新教現世宰治（inner-worldly mastery）的性格。
從遁世到入世―佛教內在教義的轉折
韋伯（M.Weber）觀察到許多現代資本主義的形式及改革，都是創發在基督新教盛行地區，引起他研究存在宗教倫理與現世經濟生活間的選擇性親近（elective affinity）關係，寫成了著名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一書，探討基督新教內在教義的倫理性格，對現代資本主義的開展，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他在《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系列著作中，藉著比較世界各大宗教對現世經濟生活所抱持的態度，說明近代西方合理化過程中，宗教合理化與經濟合理化間的獨特關係，並補充先前諸多討論之不足。就因果歸屬而言，韋伯指出，西方歷史上有三大事實，對後世宗教合理化具有關鍵性影響
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
我曾經在數年前所發表的〈批判、圓融、會通―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現代性」〉一文中，提出相對於「現化性」的「人間性」概念，但同時也區別「人間性」這個概念有同亦有異於啟蒙運動的「人文」（humanity；也可譯為人性）之處，最後我界定人間佛教的性格為一「批判性的人文主義」。
從《往事百語》探究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性格
本文擇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著作《往事百語》為材料，以文本分析、歸納及因果與三聚淨戒的結構分析方法，探索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性格的闡述。藉此說明立基於佛教原始教義的人間性格在宗教社會學及組織領導學的意義，並解釋佛光山何以發展出如此兼容廣大的國際人間佛教組織。研究成果將性格區分為三個層次，包括根本因地（大我弘法）、行佛的三聚淨戒、成就果界（無我自在），三聚淨界層次分內在及外顯性格，依攝善法、攝律儀、攝眾生分別為：慈悲喜捨／歡喜承擔、堅毅反省／勇敢革新、恆順眾生／普濟利他。行佛層次的性格是實踐佛教符合現代化與生活化的善巧方便，根本因地及成就果界則是展現佛教修行的境界。
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星雲大師（1927-）是台灣佛光山佛教僧團的開山創立者。他一生倡揚「人間佛教」、踐行「人間佛教」、推展「人間佛教」，成就輝煌，影響巨大，舉世矚目。星雲大師曾以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時代性和普濟性來闡釋台灣佛光山倡導「人間佛教」的性格，這同樣成為「佛光禪」的內在性格。於此可見，在佛光山「人間佛教」的視野下，生活與禪法互為體用，即體即用。
人間佛教的實踐邏輯與知識類型
本次發言，我旨在以佛教社會學及佛教與社會關係來思考星雲大師開創的人間佛教的理論和社會思想及其在人間實踐的性格，從因、果、緣三者的關係中來考慮星雲大師的社會思想、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性格。
《凝視人間･悲智雙運―星雲大師的 人間佛教性格與實踐範型》書評
星雲大師「行佛」的思想根據與推行目標
星雲大師的「行佛」理念與運動，是在既有的「佛行」（十八不共法）含攝了六度四攝、四無量心等「菩薩行」，乃至將人間佛教極力推廣的「三好」、「四給」等佛教新運動視為「行佛」理念的外延與開展。為釐清星雲大師「行佛」的思想根據與推行目標，本文聚焦於其「行佛」、「行佛所行」的論述語境，探討三面向：一、考察「行佛」與佛經中「行佛行」、「行佛所行」的思想連繫，揭示星雲大師「行佛」主要看重「菩薩行」的「覺他」。二、考察星雲大師「行佛」理念是以「我是佛」的佛性思想為依據，須在「自覺」與「行佛」中印證「我是佛」。三、剖析星雲大師倡導「行佛」的現實因素及其對佛教徒、佛光會員的正向作用。要言之，星雲大師的「行佛」理念，根源於「我是佛」的佛性思想，內容則融和了直下承擔、用於生活的禪修精神與自覺覺他的菩薩願行，期許在現實生活中，修正部分佛教徒的修持盲點，提升佛教信仰層次，進而彰顯人間佛教菩薩道的積極形象與普濟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