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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與個人命運
拙文〈創造人類眾生命運共同體:業報緣起論的觀照〉,論證了共業與別業關係與「惡必有惡報」,本文為其姐妹篇,與「三好」緊密連繫,旨在論證「善有善報」,及其與悲智雙修,改善別業,從而改善個人命運的關聯。社會行為分析把人的行為區分成由本能、習俗習慣、情感、理智驅動四大類,這一分析與業報緣起論相結合,充分揭示了其中除了悲心造善業、智慧成就善果之外,個人的日常行為大多皆是果報難以確定的無記業,又至少失誤了一次人生轉捩窗口,難怪命運多舛。運用智慧去改善個體命運,應在當下緊緊把握少年求學、青年求偶、中年成就事業、老年安詳捨離的窗口期,參與三好的過程也就是站在了善人、善知識及貴人聚集的路口,這些窗口路口看似平平無奇,卻關乎命運轉折,最宜珍惜。命運的「吉」,正是「三好」的好,衍為恰好,即中道智慧體現。「凶」,即「無記」難預知的災、病、禍等,其中由自然力造成之天災憑藉科學技術知識亦能消減,而要消減由人類眾生宿業造成的病、禍,且轉禍為福,只能靠悲智雙運,這就是好命所在。
君子與善人——儒家倫理視域下的「三好」說
儒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重要組成,儒家倫理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儒家倫理的當代實踐中,「君子」文化為一個重要面向。星雲大師提出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從佛教教化角度給予現代人行事準則指導。「三好」說與君子文化同為傳統文化創造性的當代詮釋,二者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同中有異,「三好」說既是佛教人間化的具體落實,也與儒家倫理相融相通,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對社會的文明發展和有序運行有莫大益處。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佛學思想的創新和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佛教宗派作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從契理與契機的角度看,並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從《絕觀論》談牛頭禪人間精神的三重向度
學界普遍認為《絕觀論》為牛頭宗牛頭法融的著述。日本學者關口真大在〈達摩和尚《絕觀論》為牛頭法融撰述的論著〉一文,以及《達摩大師的研究》一書中,通過永明延壽《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所引用的牛頭法融《絕觀論》數則問答,與敦煌寫本《絕觀論》一致,進而認定《絕觀論》是法融所作;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一書中也延承關口真大的說法。在沒有充分的否定性證據出現之前,筆者亦持此觀點,即《絕觀論》為牛頭宗著述。
紀念星雲大師辭世週年,勇敢面對現代人間佛教發展的第三階段
佛光山的三寶山
佛光山1967 年開山時,我就設立了人間佛教弘法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現在佛光山經過了第一個50 年建設,在硬體上大致的建構已經是三寶俱全的系統,因此在第二個50年,仍然以文化、教育為續佛慧命的重心,由宗務委員會領導,從原來的五院十會調整為 三寶山,繼續推動弘揚人間佛教。
從《佛說吉祥經》再論人間佛教的學理 依據―兼涵《吉祥經》語文學分析及 《吉祥經.義注》漢譯(上)
本文的核心旨趣是思考《吉祥經》與現代人間佛教理論關聯性的問題。文章提出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考量這種關聯性:(一)南北傳佛教都有《吉祥經》古老的經典傳承,(二)《吉祥經》義理建構視角及問題意識的特殊性,(三)《吉祥經》三十七種「吉祥法」的義理體系及價值旨趣,(四)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共用深厚的吉祥意識與吉祥智慧,(五)近現代中國佛教重新引入與修學《吉祥經》的努力。本文基於以上理由,系統而深度地探索了《吉祥經》的佛法價值及其對現代人間佛教的學理意義。為了討論的嚴謹性,本文也提供了基於巴利文《吉祥經》頌文的語文學分析,並把傳為覺音尊者所寫《小誦‧ 吉祥經‧ 義注》頌文部分首次予以全文漢譯。
人天乘與菩薩乘的修學問題─ 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的觀點(上)
本文探討太虛大師與星雲大師對佛教五乘修學的觀點,尤其著重於人天乘與菩薩乘的關係。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強調以改善現實人生為基礎,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佛法,並提出「依人乘行果,趣修大乘行」的修持方針,認為應從人乘出發,逐步走向大乘菩薩道,最終成就佛道。他提出「人圓佛即成」的理念,強調人格的圓滿須達至佛的境界,並非僅止於世俗的君子賢聖,更提出「今菩薩行」,強調菩薩行應符合當代社會需求,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眾生。 星雲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強調修行的多元性,認為任何符合佛法、有益於人類福祉、能饒益眾生的行為都是修行,拓展了修行的定義。他闡述五乘佛法,認為人天乘是佛乘的初階,修行應循序漸進,從人天乘逐步走向菩薩乘,最終成就佛道。他提出「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強調在世間實踐菩薩道,並以「佛光淨土」為目標,融攝各種淨土的精華,追求人間的安樂與淨化。兩位大師的觀點都強調人間佛教的實踐重要性,提倡在生活中實踐菩薩道,以慈悲智慧護念眾生,並積極參與社會,解決現實問題,最終實現人間淨土。然而,二者也存在差異,太虛大師更側重於理論的建構與修學次第的闡述,而星雲大師則更強調修行的多元性和靈活性,以及如何將佛法融入現代人的生活。
沈從文:永遠的「鄉下人」——讀《鄉下人:沈從文與近代中國》
無論貧苦出身、小學文憑,還是「接地氣」的創作方向,沈從文都算得上一個實實在在的「鄉下人」。沈從文本人也如此自稱。學者孫德鵬在近作《鄉下人:沈從文與近代中國》一書中,從「鄉下人」的視角,以史家筆法透析並串聯起沈從文的早年生活及其筆下一個個與山水相伴的活生生的人,重現了那份突破湘西地域的鄉土中國記憶。
人間佛教的佛陀觀——以《阿含經》為主分析佛陀的人格(下)
與其他宗教的創始人不同,佛陀不是全能的神祇,也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神祇代言人。佛陀只是導師,是善知識。佛的弟子們求解脫,唯有依止佛陀的教法,自己努力與精進地修行,才可以獲得解脫。因此漢譯《中阿含》144經的《算數目揵連經》講到,一位名叫目揵連的婆羅門問佛陀:「沙門瞿曇!一切弟子如是訓誨,如是教訶,盡得究竟智必涅槃耶?」佛陀回答說:「目揵連!不一向得,或有得者,或不得者。」目揵連聽了之後又問道:「瞿曇!此中何因何緣?有涅槃、有涅槃道,沙門瞿曇現在導師,或有比丘如是訓誨,如是教訶,得究竟涅槃,或復不得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