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度（第十一屆）人間佛教研究選題論證會」於2026年6月5日至7日舉行。會議期間，五位評議師長應邀發表專題學術講演，分別從經典再造、經典詮釋、核心概念演變、戒孝關係，以及人間佛教理論建構等面向展開論述，共同勾勒出佛教中國化的歷史脈絡與思想創新的發展軌跡。講演內容兼具理論深度與方法論啟發，不僅拓展了與會學子的研究視野，也深化了對人間佛教相關議題的理解與思考。

【第一場】李利安教授談「中土再生經」 觀音信仰經典的中國化再造之路

首場學術講演於6月5日晚舉行，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李利安教授應邀發表，題為《佛教中國化的經典再造之路——以觀音信仰再生經為例》。

講演伊始，李利安教授首先提出了「中土再生經」這一創造性概念。「中土再生經」就是外來佛經在中國的土地上，經由中國人的若干改造後所形成的新的佛經，根據改造的程度不同可以劃分為多種類型。「中土再生經」的第一種類型是「品抄」，即把佛經中獨立的一品抄出成為新的經典獨立流通。「品抄」的典型案例是脫胎于《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觀世音經》，西元286年竺法護在長安譯出《正法華經》後，《光世音菩薩普門品》就開始獨立流通，五世紀鳩摩羅什在長安又重新翻譯《法華經》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繼續流行並經久不衰。

第二種類型是「段抄」，即把佛經中的一段抄出成為新的經典獨立流通，典型案例是宋代開始大規模流行的《楞嚴經．耳根圓通章》，簡稱為《圓通章》。《圓通章》中的內容不僅包括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法門，還涉及如來藏和觀音的現世救度等領域，與成佛問題直接聯繫，與佛性論接軌，在中國的觀音信仰經典中具有重要地位。此外，《華嚴經．觀自在菩薩章》也是一例，其中明確觀音菩薩的駐地為補怛洛迦山，這一點直接影響了唐以後中國佛教神聖空間的落實，進而導向了四大名山的朝山信仰。

第三種類型是「編抄」，即把一部經典或一類經典中幾個不同的段落整合在一起，編輯為新的經典獨立流通，典型案例是《心經》。正是依靠《心經》和《金剛經》兩部經典的流行，般若類經典才得以在中國延續。

除此之外，還有「雜抄」和「撰抄」兩種類型。「雜抄」是將多部經典甚至多類經典中的一些段落或句子整合在一起，典型案例是《高王觀世音經》，張總老師已經詳盡考證過其源流。「撰抄」則是用自己的語言對佛經中的概念和個別句子進行創作和整合，成為新的經典，歷史上很多偽經均屬於此類，在觀音信仰的經典中包括《救苦觀音經》和《水月觀音經》等。

最後，李利安教授總結認為，中土再生經是中國佛教的偉大創造，也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途徑。佛教歸根結底依靠佛經來支撐，但佛經原典在很多方面難以直接在中國運用，所以中國人必須對佛經加以改造，用自己的智慧重新創造，使得佛經在中國真正落地、生根、開花。

在提問互動環節，有同學針對佛經抄本中抄者所留下的編注或小字逐漸插入進佛經正文中的現象進行了提問。李利安教授指出這種現象可能是更有可能是出於無意，但無意的背後亦有其玄機，被編入的內容雖然篇幅不大，但其可能在經典的運用中發揮決定性影響。

【第二場】從目的論到過程性詮釋　李四龍教授論古代中國經典詮釋的兩種類型

6月6日上午進行本次大會的第二場專題學術講演，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長李四龍教授應邀作題為《古代中國經典詮釋的兩種類型》的學術講演。本場講座圍繞佛教與傳統經典詮釋學展開，李四龍教授系統梳理了目的論、過程性兩大詮釋類型的內涵、特徵、淵源與當代價值，結合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深入闡釋傳統詮釋思想對當代人間佛教義理建構的重要啟示。

李四龍教授指出，過往學界大多將研究重心放在佛教宗派、知名高僧等方向，相關領域的研究逐漸趨於飽和，單純梳理歷史事件也很難取得新的學術突破。基於這一現狀，選擇將經典詮釋作為全新研究切入點，從解經體例、文本結構等外在形式逐步切入，深入挖掘經典背後的思想內核，進而對經典詮釋類型展開系統性探究。

李四龍教授認為，目的論經典詮釋是中國本土的主流形態。與西方詮釋學反思「前見」不同，中國傳統常將其視為詮釋目標。受儒家「修身治世」影響，中國佛教重實修與因果，弱化了形式化的身份認同，較少吸收印度的純理論思辨。該傳統講求學以致用，長久維繫了中華文化道統，但其短板在於弱化邏輯論證，缺乏嚴密的推理過程，多依賴格言警句。

對於過程性經典詮釋，李四龍教授解釋，其源於印度論議傳統，側重論證方式與推理邏輯，在南北朝至隋唐時期鼎盛。它重視詞義辨析與理論辯駁，擁有極嚴密的邏輯體系，如智顗的解經流程。隋唐學者借此深度研討宇宙、生命等形而上學問題。中唐後，佛教回歸本土實修，如宋明禪宗主張直觀體悟，不再拘泥繁複邏輯，兩種詮釋的差異愈發顯著。

李四龍教授表示，這兩種詮釋類型並非割裂，而是在互動中交融發展。佛教的傳入不僅為中國帶來了過程性的邏輯論證方法，還引入了諸多形而上學命題，極大豐富了中國古代思想體系。同時，各大宗派，如天臺宗融通經論，唯識、華嚴宗依論釋經，也展現出差異化的詮釋觀念。但無論形式如何演變，中國佛教始終沒有脫離「修身為本」的核心導向。

講座最後，李四龍教授強調了此項研究的現實價值。當代佛教若要避免被社會邊緣化，不能僅固守傳統修行儀軌，必須延續哲學思辨傳統，主動直面當下社會的現實問題。他呼籲學界系統梳理漢傳佛教經典，總結過程性詮釋的研究方法，並立足人間佛教的實踐主題，從中提煉出核心哲學範疇與完整的思想體系。

講座結束後，現場進行提問交流。參會學子圍繞經典詮釋、佛教中國化、人間佛教發展等相關問題踴躍提問，李四龍老師結合自身研究心得逐一作答，現場學術交流氛圍濃厚。

【第三場】妙凡法師談人間佛教的核心內涵　解析一個根本、四個特質與共善目標

第三場學術講演於6月6日上午進行，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鑑真圖書館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妙凡法師應邀作題為《人間佛教何以為人間佛教？——一個根本、四個特質、一種精神與一個目標》的學術講演。妙凡法師結合自身近三十四年親身參與人間佛教實踐的經歷，深入剖析了人間佛教得以持續百年並走向全球的內在動力。

妙凡法師指出，星雲大師通過全球範圍內的實際操作將佛教帶回人間，這是人間佛教百年發展的關鍵。她強調，人間佛教的根本在於「人間性」，即「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回應人的需求。佛法若脫離了現實生活便會失去價值。因此，人間佛教反對將佛菩薩視為純粹他力救贖的神明，宣導一種回歸自我、開發佛性潛能的教育型佛教，深刻涵蓋了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三重關係。

在具體實踐中，人間佛教展現出四大特質。首先是「公共性」，即從寺院走向社會。傳統寺院向「寺院學校化」轉變，成為向公眾開放的「心靈加油站」，職能延伸至教育、文化、慈善等諸多領域，踐行了社會參與的菩薩行。其次是「開放性」，即從宗教走向人生。人間佛教打破宗教高牆，不再局限於特定儀式，而是將藝術、家庭、經濟等現實百態納入其中，讓佛法走進社會每個角落。

第三是「去魅化」，即從神秘走向理性。它宣導自我覺醒，鼓勵人們遇到困難時不盲從權威、不依賴求神問卜，而是以理性的態度去理解並解決問題。

第四是「實踐性」，即從義理走向行動。諸如「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與「四給」等理念，都是將佛法高度生活化，通過切實的行動讓佛教長久存續。

與此同時，妙凡法師特別指出人間佛教的內在精神是「超越性」，這也是其區別於一般社會公益團體的根本所在。超越性要求從現實人生走向精神覺悟，以出世的解脫思想來從事入世的利生事業。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內核，人間佛教便與普通慈善機構無異。星雲大師在推動各項事業時，始終堅守著這一覺悟解脫的軸心。

基於上述理念，人間佛教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慈悲與智慧，建設共善社會與人間淨土。人與人本是一體，給予他人即是成就自己。總體而言，「一個根本、四個特質、一種精神和一大目標」構成了人間佛教完整的思想體系。它是否以人為本、走向社會、回歸理性、重視實踐並保持精神超越，不僅是檢驗各項人間佛教事業是否偏離正軌的試金石，也為未來的學術研究與教法傳承指明了明確的方向。

演講結束後，現場進入問答環節。一位同學就如何更好地推進四個特質向妙凡法師提問，法師耐心回應，與聽眾互動熱烈，氛圍平和而富有啟發。

【第四場】王雪梅教授以「圓覺」為例　探析佛教中國化的思想創新與方法論反思

第四場學術講演於6月6日晚間舉行，由西北大學哲學學院王雪梅教授主講，講題為《「圓覺」概念的佛教思想史展開——一個方法論的省思》。

王雪梅教授在講座中聚焦佛教中國化在歷史內容展開與學術研究方法上的核心問題，指出提煉經典詮釋史上的核心範疇與基本命題是思想建設的關鍵環節。為此，她以「圓覺」這一概念為例，系統梳理了其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中的創造性演變軌跡。

作為佛教中國化的典型產物，「圓覺」最初以「果位義」出現，指眾生本具的清淨覺性與修行追求的圓滿境界。該概念並非確切梵文的直譯，而是中國佛教徒融會經論後提煉而成。「圓」字為「覺」賦予了圓滿無缺、融通無礙的特質，高度契合中國文化推崇整體、完美的思維傾向，體現了佛教義理與本土文化的深度交融。

隨後，「圓覺」的內涵經歷了向「觀行義」的重要拓展，從描述終極境界的靜態名相，轉化為指向當下修行實踐的動態過程。經由慧遠以及天臺宗慧思、智顗等人的系統闡發，並吸收《大乘起信論》等思想，「圓覺」被深度融入圓頓止觀教義，成為指代能觀之智的修行方法。在此基礎上，澄觀進一步賦予其前所未有的本體論（理體義）內涵。他將「圓覺」與華嚴宗法界圓融教義深度結合，統合佛與眾生的立場，將「圓覺」直接等同於「本覺」，使其躍升為跨宗派共識中統攝萬法的終極實在。

歷經多重內涵的豐滿與沉澱，「圓覺」最終在《圓覺經》中以經典形式正式成型，蛻變為一個兼具本體論、認識論和修行論的複合型哲學範疇。隨後，宗密通過系統詮釋，以「圓覺妙心」為核心構建本體論體系，試圖以此為最高範疇統攝佛教整體經典，將這一概念推向了更高的理論巔峰，完成了外來概念與本土語言的全面貫通。

王雪梅教授總結指出，從「圓覺」意涵的流動軌跡可以看出，這並非中國佛教對印度傳統的被動接受，而是一場積極主動的理論創新運動。她勉勵青年學者以佛教中國化為切入點，深入探究並重現核心概念在整個思想史中的生命力與演變規律。

在互動環節，王雪梅教授就同學提出的「煩惱即菩提」與圓覺思想的關係問題作出解答，指出「煩惱即菩提」正是圓覺圓融精神的體現，圓覺本身就是即功夫即本體、即體即用，煩惱與覺悟在究竟層面本無二致。

【第五場】夏德美研究員以戒孝關係為例　闡釋佛教中國化的三重歷程

第五場學術講演於6月7日上午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夏德美研究員應邀作題為《從「戒孝關係」看佛教中國化的歷程——以〈梵網經〉及其注疏為中心的研究》的學術講演。

夏德美研究員以「戒孝關係」為切入點，系統闡釋了佛教中國化包含適應、補充與創新三個層次的動態融合過程。佛教初傳中國，首需適應本土文化以求生存；其次需補充中國文化缺乏的內容以彰顯價值；最終，佛教在與儒道文化的碰撞中，創造出既非印度原有、亦非本土固有的新思想。這層深度創新的內容，構成了魏晉南北朝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核心資源。

佛教三學之首的戒律與儒家核心的孝道曾存在尖銳衝突。佛教主張辭親出家、無後等戒律，與儒家重視身體髮膚及傳宗接代的觀念背道而馳。為爭取生存空間，牟子、慧遠等早期學者提出出家修行亦能造福父母與社會的觀點。而真正從理論上系統化解這一衝突的，是中國本土形成的大乘菩薩戒經典《梵網經》。

《梵網經》創造性地提出了「孝名為戒」的理念，將孝順對象從父母擴展至師僧與三寶，並將儒家之孝與佛教之戒直接等同。至於「為何孝名為戒」，隋唐以來的高僧大德作出了深層論證。天臺宗智者大師提出「孝能成戒」，視孝為持戒的根本動力；華嚴宗法藏大師則將「父母」概念拓寬至一切眾生，指出行菩薩道救護眾生即是在踐行大孝，使二者義理完全貫通。新羅僧人義寂也從菩薩戒「修善度眾生」的角度，印證了孝順本身即具備戒的內涵。

到了明代，雲棲祩宏大師集歷代闡釋之大成，構建了完整的戒孝理論體系。他確立了「孝為戒宗」的核心，指出持戒的根本目的就在於行孝，將孝提升為佛教最高法門。他認為，孝不僅包攬了菩薩戒的全部內容，更統攝了一切佛教修行方法。這一從衝突到融合的演變歷程，生動展現了佛教在中華語境下實現思想創新的深刻軌跡。

有同學提問「契理契機」，夏老師強調戒律的基本精神是「不侵犯」。契理與契機是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原則。所謂契理，就是要從繁雜的教法中抉擇出最核心、不可改變的根本原理；所謂契機，就是根據時節因緣、時代變化、文化差異靈活應用。

文／金銘洋、張宇揚、杜治寰、李柳霖、郭子瑄

圖／谷龍